此时此刻，新的替代
The New Alternative

日趋精致操作的艺术系统，走向成熟的同时也可能意味着板结，但“另外”的可能性并没有消失，它们以游击式的，散点般的方式在艺术系统内外，浮现、涌动。2000年之后，中国的当代艺术展览从“地下状态”走出来之后，曾经出现了以不少“独立”为标示的策展人与艺术空间，相对于当时机制尚未成形的艺术环境，今天的艺术生态已经逐渐完备，艺术体系也进入到机制化的运作，我们以The New Alternative（”新的替代“）为题，关注一系列相对于主流的艺术机制之外的别样空间、艺术群落与他们的诉求与表达。

散落在胡同小院和居民区内的独立艺术空间搭建出一个个没有被完全体制化的空间与平台。以非营利非商业的方式存在的独立空间，发掘新的艺术创作与表现方式，带来了“其他”的声音。从北京的箭厂空间、掩体空间、激发研究所，上海的上午艺术空间到杭州的The Kitchen，城市深处涌动的艺术脉搏从未停息。

在艺术展览与艺术商业稍事歇息的夏季，我们特别策划“The New Alternative”栏目，关注这些别样的空间与群落如何用各自的方式把艺术从商业压力和大型美术馆冗杂的组织机构中释放出来，再此展开更为多元的实验。

从北京、上海到杭州、香港，他们能否带来某些不一样的艺术内核与表达，为日趋现实的艺术环境带来喘息与新血？

从北向南，我们且走且看。

▲ 金杜艺术中心、怀俄明计划、掩体空间共同发起的展览项目——“张鼎：安全屋”

独立空间与“先锋性”总是难解难分的，他们大多选择“非白盒子”的方式呈现作品，艺术家的创作和参与又带来更多有趣的方向。北京的艺术图景不仅限于798、草场地或宋庄等远离市中心的艺术区，一批散落在胡同小院和居民区内的独立艺术空间（Independent Space）仍在活跃地举办着各种展览与活动。8月4日，由金杜艺术中心、怀俄明计划、掩体空间共同发起的展览项目——“张鼎：安全屋”在上述三个空间同期揭幕。“我想强调‘安全’这个概念，我们本以为自己处在一个特别安全的状况里面，但很多时候这种安全性并不会让人有那种安全感。”艺术家张鼎在接受《艺术新闻》采访时说：“这次展览的空间结构比较有意思，金杜艺术中心是位于CBD的比较现代的建筑体，怀俄明计划在居住型的胡同里，而掩体则在有历史性的区域，是地下室。三个空间面对的群体不同，因此我会考虑根据空间结构去创作，而素材又要与北京有关。”

▲ 掩体空间呈现的“张鼎：安全屋”，图片来源：掩体空间 ©张鼎工作室

“三个空间都是非营利的，又都有着区别于画廊、美术馆的形态，我们想让大家看一看，非营利机构这种模式在推广前卫、实验性艺术过程中的意义。”掩体空间创办人彭晓阳则对《艺术新闻》说，“每一个空间都有自己的语境，限制性的条件也因此会增加，对艺术家来说创作的局限会更大，但局限性也容易产生区别性，也更容易激发艺术家创作出一个独特的作品。”

▲ 金杜艺术中心呈现的“张鼎：安全屋”，图片来源：金杜艺术中心 ©张鼎工作室

外交公寓、掩体、纹身店
非此不能呈现的空间语境

▲ 掩体实验空间现场，图片来源：掩体实验空间

“我做了三个非营利空间，想探讨一种展览的方法论，就是希望能做到最后呈现出来的是展览而不是仅仅呈现的是作品。”法律专业出身的彭晓阳曾从事过国际贸易，还研究过中国古代陶瓷。2017年4月，掩体空间的第一个展览开幕。这个空间位于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3号院，是当时驻华北日军司令冈村宁次的地下工事。它所在的建筑群落见证了近代中国风云际会的种种历史时期——始建于1906年的清政府海军部和陆军部曾经在此办公，至民国黎元洪任总统时期，这里变为总理段祺瑞的执政府所在地，而在1949年建政后，又长期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址。“就是因为有了外交公寓的经验，基本延续了同一个思路，按照语境的关联性对艺术家作品提出要求”。

▲ 外交公寓12号空间正在展出刘展个展，图片来源：外交公寓12号空间

彭晓阳也是外交公寓12号空间和纹身店实验空间的创办人，前者是一处130平方米的两居室，位于始建于1971年的北京朝阳区建国门外外交公寓，中国唯一独享外交待遇的国际化社区。2015年，一个冯国栋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引发了空间的第一步。“第二个是张伟的展览‘Taxi Driver’，将公寓作为他生活和创作的一种还原。1974年无名画会第一个展就在福绥境大楼张伟的家里举办的，那就是个公寓展。八十年代，他在外交公寓与劳申伯格曾会面，也在这里展出过作品。等到第三个展（王鲁炎‘交流’）时就已经很有意识地把外交公寓这个特殊语境作为一个学术门槛来考量，艺术家已经主动意识到了作品必须要有一个非此不能呈现的理由。”

纹身店实验空间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工体东路红街最北端，左邻小卖部，右临三里屯CHAO酒店。空间前身是酒吧街里的一家纹身店，经过改造，以封闭橱窗的形式为艺术家呈现自己的观念提供机会，刘耀华的个人项目《迷雾》正在展出，观众和路人只能通过两扇窗户观看其中的内容。

▲ 刘耀华的个人项目《迷雾》正在纹身店实验艺术空间展出，图片来源：纹身店实验艺术空间

“这三个空间各有一个学术上的制度，掩体跟外交公寓很相似，名字不同。外交公寓叫学术小组，掩体叫学术委员会，都是由不同背景的艺术家或学者、策展人组成，虽然制度是我设置的，但我本人不是其中的成员，对所有的展览方案我没有表决权。制度设立的目的主要是：保证空间的学术水平，由专业的人来把控展览内容；我在学术机构之外可以起到一个独立的作用，防止来自各个方面对展览内容的干预。学术、展览内容一旦受到干预就容易变味，资本、人情、政治因素都会形成干扰。”彭晓阳觉得自己只是在用语境来制造限制，“更强调一种区别，在地性、关联性是手段，不是目的，肯定是更多地想激发艺术家的创造力。空间形态只是一个物理形态，呈现语境的艺术转换才是最重要的。”

十年箭厂

“纹身店空间的橱窗形式确实是在箭厂的逻辑里，可以说北京第一个橱窗空间就是箭厂。”启发了彭晓阳的箭厂空间始于2008年，九十年代末北京曾零零散散地存在过一些独立空间，只是相对时间比较短暂，北京东郊由焦应奇主持的“艺术加油站”，林天放、林天苗和王功新的三里屯藏酷新媒体艺术空间等。王卫在接受《艺术新闻》采访时说：“这种空间一直断断续续地存在，你也可以说它是最早的橱窗式空间，开始就是一种尝试，因为自己也做创作，另外一个发起人姚嘉善也是策展人，当时在北京做中国当代艺术研究。那会儿2007年、2008年大部分艺术空间、画廊都在798、草场地、酒厂，再远可能就在宋庄那边，我们从创立之初就想针对这种情况做小一点，回到更贴近生活的市中心。”

▲ 2016年Xyza Cruz Bacani作品在箭厂，图片来源：箭厂空间

“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到来，此前中国当代艺术都是西方的藏家甚至是炒家，突然一下子就没了，但是它传导的比较慢，到这边又稍微的晚了一年，已经开始有点冷了，最热的时候是2006年、2007年，当时的艺术空间都特别大，我们多少有一点想针对这种情况吧，小的项目也比较容易控制预算等，实际上就是做一个反方向的尝试。”王卫说一开始就定位为一个橱窗空间，但取决于项目，“如果要与人有联系，需要跟外面的人交流就开着，如果是比较静态的作品，几台电视或者装置，我们就锁着那个门。现在展出《计数》是影像，一个投影在屋子里面，一般就是锁着门的，观众就只能站在外面看。所以我们一直是保持这样一个方式。”

▲ 正在箭厂空间展出的美国艺术家大卫.凯利的影像装置新作《计数》，图片来源：箭厂空间

“箭厂空间比较在意呈现效果，现场装置性作品更多，我们实际上主要是针对过路人的。所以很多时候包括跟艺术家讨论也是会暗示或提醒他，这个可能是比较重要的，还是要考虑到与周边环境之间的关系。”北京胡同的治理让橱窗的呈现变小，但“更聚焦了”，美国艺术家大卫·凯利的《计数》正在此展出，谈到十年的坚持，王卫说：“做一个结束的决定是非常容易的，实际上就是一个选择，对我们来说比较重要的是艺术家还一直是感兴趣的，原以为窗户变小了会让艺术家觉得难度更大了，但反应是觉得比以前还好。”

“工作室”里的开放与好客

箭厂空间的十年坚持也启发了许多年轻人，怀俄明计划（Wyoming Project）的创始人李博文觉得对于他这样的后来者来说，那是一个很值得尊敬的独立空间，而且那是一种更民主的观看方式，胡同居民、艺术界的人都是不允许进入的，同时又与社区发生了景观上的关系。位于东城区后永康胡同12号的怀俄明计划正在展出这个空间的第四个展览“孙诗：晚量”，“孙诗以她自己的方式——这种方式已经与其在伦敦实践时又有不同——将怀俄明计划具象化。通过一种共济会式的、Koons式的、Kapoor式的甚至是Blake式的方法，她改变了怀俄明计划以及此计划所在的空间。一种展览经济学：一个项目空间应当在什么时候或什么地点举办什么展览？说实在的，我们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我们只清楚，在讨论量子引力的时候，弦理论可能行，可能不行。”展览介绍中这样写道。

▲ 怀俄明计划呈现的“张鼎：安全屋”，图片来源：怀俄明计划 ©张鼎工作室

创办于2017年的怀俄明计划由孙诗和李博文发起，他们希望呈现出一种形式上的慷慨与好客，并不想给空间任何限定性的因素，“我希望尽可能是绝对开放式的，而不是一个明确限定性，无论是形式性还是主题限定性因素，我觉得都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李博文也是一个写作者，他说这个空间也兼具自己的工作室，而合作是最让人愉快的事情。

▲ “孙诗：晚量”，图片来源：怀俄明计划

Salt Projects的策展与拓展

▲ Salt Projects空间外的观众们，图片来源：Salt Projects

“在胡同开设一家策展工作室其实让我们逐渐发现艺术世界之外有着各种身份以及来自不同地域的更为多元的人群，他们是胡同杂院的居民、设计师、建筑师、音乐人、电影人等等。”Salt Projects的韩馨逸说，这个位于郎家胡同4号的研究性艺术项目空间也是一个策展工作室，希望通过结合跨学科的理论研究和艺术实践，将策展研究拓展为更加发散的艺术创作。

▲ Salt Projects空间正在展出的“彭可：亲密审讯”，图片来源：Salt Projects

2016年起，富源和韩馨逸开始了Salt Projects，“我们不想受限于机构或者画廊的平台，去做他们现有的学术或者审美线索的作品和展览，我们想做一些不同的具有补充性的探索。一开始我们想从表演或者说是time-based project时基性的项目入手，大部分的项目只持续半天或一天。虽然在与不同的艺术家合作的过程中我们感受到了乐趣，但其实国内目前对于‘表演’的理解及相关实践与我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在经过一年的尝试过后，我们开始借用一种介于艺术创作与理论生产中间状态的表演形式：表演讲座。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的艺术家和写作者朋友，所以他们会用比较创造性的方法去展现知识生产的推演过程，同时以比较轻松的方法实现某种带有表演感的讲座现场。”

▲ Salt Projects空间中的”喂鸡”组合现场表演，图片来源：Salt Projects

韩馨逸对《艺术新闻》说，“我们一直对有关欲望、身体、稍纵即逝的感受以及新的感知方式相关的创作比较感兴趣。从今年的项目开始，我们更多转入了对于实体性的展览现场的关注中。像正在展出的王芮个人项目以及即将合作的摄影艺术家彭可，其实她们的创作实践与Salt一直以来的策展方向是一致的。Salt通过自己的实践，其实希望和同龄的艺术家及写作者朋友们一起慢慢建立起活跃的精神社群。”

激发研究所希望激发的“理想”

▲ 6月28日，Yoeri的展览“转世”在激发研究所的项目空间开幕，图片来源：激发研究所

“其实大部分的另类空间其实还是在艺术的体系里头，大家对它的希望还是要生产和展览，但我觉得另类空间的生产不同于画廊也不同于美术馆的展览，可能对于艺术家来讲更灵活，更小型，尝试性更强。IFP的定位还是像集体工作室，这就意味着在这地方的人，他们每个人都是创作者，只是方式不同，这其中可能有些人通过写作，有些通过拍摄，有些通过策划等等。”激发研究所（IFP）的宋轶在接受《艺术新闻》采访时说,“现在跟我们合作的机构有，荷兰的蒙德里安、德国的歌德学院、澳大利亚的Australian Council For Arts以及我们明年会开始合作的芬兰的The Finnish Center Association。他们每年都会固定有个艺术家过来驻留。”激发研究所/Institute for Provocation （简称 IFP）成立于2010年，是位于北京市中心的独立艺术组织和项目空间。通过理论研究和艺术实践的结合，激发研究所旨在以合作的方式联结跨领域的知识，激发文化生产和交流。基于对独立艺术机构在社会中的动态性的思考，激发研究所发起并支持多种形式的实践活动，包括驻地、项目研究、研讨会、展览、工作坊、出版等。

▲ IFP驻地 | 我+北京：沉浸式声音视觉表演 / Performance: Me + Beijing

“在IFP我们的时间其实也是相当于兼职的时间，一周只来三天，大部分时间也是在处理和研究我们感兴趣的创作。比如现在这个团队除了艺术家助手，一共只有三个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研究和创作方向，我们在这个空间工作的同时也会把感兴趣的方向拿过来在这个空间进行讨论，而每一次这样的活动也会聚集很多别的朋友，他们也会参与到我们的交流过程中。”宋轶说其实也是到今年才开始有一些时间的倾斜在展览的策划上，与其他空间不同，他们对自己没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要求要去产出和展览。IFP现在的成果主要还是反应在每个人各自自我的成就上，基本上是以每个人的创作风格和理念为核心去展开的空间活动。

▲ IFP的芝麻空间，图片来源：激发研究所

“独立空间从去年到今年开始才显示出比较旺盛的生命力，发展迅速。前年的独立空间很多都已经关了。所以新的一波还是不太一样。以前的一波在二环内主要还是国外的人做的比较多。但从去年开始，越来越多国人开始做独立空间了。”宋轶觉得这个领域有这个需要，艺术馆、画廊总是有比较多的限制和束缚，需要面对社会和市场的要求以及压力，但独立空间可以相对更自由一些，对自己负责就可以了。“即使不按照艺术系统的游戏规则运作，独立空间仍然可以做到生存下来。就像一个年轻人离开父母，不再拿父母的钱，开始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是一种情况。但至于说这一模式是不是最好的，或者有多长时间的生命力，这个也说不好，但终究是对自己负责，也更自由一些，大家通过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方法。让自己的机构能生存下去，同时也有自己的传播受众。至少在目前的国内环境中，我觉得是十分需要独立空间这种模式的，因为大部分时候，做机构或者画廊总是有很多双手在推着你走，是比较被动的，但独立空间是相对主动的，他会给人节奏上的变化，特别是对创作者来说可能是一个好事情，要不然你可能总是在完成别人交给你的活。”

而谈到共同的理想主义，宋轶觉得理想主义在当今社会太缺少了，甚至有点过份，“乌托邦和反乌托邦都是很理想主义的，他们都是在设想一个很纯粹的未来，与之相对的是你压根就不谈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事情，就是过于现实，那么今天这个时代我觉得就是在后者这么一个情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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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撰文 | 孟宪晖
编辑 | TA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