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11月24日至28日，香港佳士得在2016年秋拍期间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首次策划了“倾彩”（Loaded Brush）西方大师展，其中部分作品可供私人洽购。此次为期4天的展览汇集了来自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奥古斯特‧雷诺阿（Auguste Renoir）、克劳德‧莫奈 （Claude Monet）、白发一雄（Kazuo Shiraga）、威廉‧德·库宁（William de Kooning）、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让‧米榭‧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及格哈德‧里希特（Gerard Richter）及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等艺术家的众多代表作品。

▲ “倾彩”展览现场，图片来源：TANC

“倾彩”是指艺术家手执沾满颜料的画笔站在空白画布前，准备好作画的一刻。“倾彩”来自德·库宁1962年作品的灵感，艺术家蘸颜料预备创作的姿态就像给枪上膛。在佳士得战后及当代艺术部总裁暨国际主管布莱特·格文（Brett Gorvy）看来，这一特质类似于书法，或其他门类的亚洲传统艺术，因此佳士得希望通过这一概念来并置东西方艺术，使之形成对话。

值得留意的是，此次出现在“倾彩”中的几件借展作品几乎均出现在当时的拍场新闻中，如由万达集团于2013年11月在纽约佳士得以2800万美元拍下的毕加索《克劳德与帕洛玛》，2015年5月由台湾藏家陈泰铭于纽约佳士得拍下的多伊格作品《覆没》（Swamped），甚至2014年11月在纽约苏富比由王中军以6176.5万美元拍下的梵高《静物，插满雏菊和罂粟花的花瓶》（Still Life, Vase with Daisies and Poppies），借展的6件作品估价总值即超过2.5亿美元。

▲ “倾彩”展出作品，毕加索《克劳德与帕洛玛》，万达集团借展

截止26日晚，里希特的《抽象画（608-3）》（Abstraktes Bild (608-3)，1986年），塞西莉·布朗（Cecily Brown）的《康康舞》（Can Can，1998年），巴斯奎特的《拳击手舒格·雷·罗宾逊》（Sugar Ray Robinson，1982），以及毕加索《一个男人的半身像》（Buste d’homme assis，1969年）及两件陶瓷盘，以及理查德·普林斯（Richard Prince）一组《无题》作品中的多件已悉数售出。在26日晚间拍卖之后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佳士得亚洲区总裁魏蔚表示，“倾彩”让亚洲藏家与西方大师之间的距离更近了一步，为市场带来了更大的想象空间。对亚洲的拍卖界而言，“有一扇大门正在敞开”。

▲ “倾彩”展出作品，巴斯奎特《拳击手舒格・雷・罗宾逊》，1982年

作为首次在秋拍期间策划的特别展览，佳士得为何考虑将“倾彩”放置于此时此地的香港，这里的藏家在过去的几年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于2004年亲身参与了佳士得首次单场拍卖总额超过1亿美元，2015年经手纽约佳士得“展望过去” 专场拍卖中以1.794亿美元拍出、至今仍保持世界拍卖价格纪录的《阿尔及尔女人（O版）》的布莱特·格文接受了《艺术新闻》的采访，他不仅谈到了此次策划的特别展览“倾彩”，还有他观察之下亚洲新兴藏家群体的“野心”。

《艺术新闻》专访
布莱特·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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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士得战后及当代艺术部总裁暨国际主管

Q：可以介绍一下此次特别策划的“倾彩”展览吗？有趣的是，“倾彩”囊括了一些藏家的收藏品，也就是“非卖品”，其中有哪些考虑？

A：这次展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想展示亚洲杰出的收藏家群体。很多媒体都会将亚洲作为购买力量很强的区域进行报道。在纽约或者伦敦，人们总是在问参与率——多少美国买家参加了，多少亚洲买家参加了，我们认为展示出那些顶尖的亚洲购买者究竟买了什么是很有价值的，不论他们是在上海、北京、香港还是在台北。我曾经向一位收藏家借一幅画，他说：“不，如果你要借我的一幅画，为什么不借最好的那一幅？” 他不是在炫耀，他只是在说：“你看，你的目的是想展示我们的收藏是怎样的、我们收藏了什么。我们正在在创立基金会，最终想在这里建立一个能够为未来的亚洲做出令人激动的事情的平台。我想成为这件事的一部分，并且我想展示我在最高的水平上做到的事是怎样的。”

▲ “倾彩”展出作品，皮特·多伊格《覆没》

对佳士得来说，这次展览的成功不在于售出了多少件艺术品，而是一次展示伟大艺术作品的机会。你如何在一次展览中呈现这些杰作、如何像在一个博物馆里那样，展示艺术作品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一个没有这样的博物馆的城市。这无疑是香港目前令人惋惜的一面。这样一座伟大的城市，却还没有当代艺术博物馆。但是在这里，你能看到德·库宁最具历史意义的一幅画在会议中心展出。通过教育活动、艺术品名录，或者仅仅是人们来观看这次展览、拍照、问问题，都为未来这里举办更多更好的拍卖、人们更好地理解艺术打下了基础。并且我们希望尝试定期地这样做。这将成为一种非常有趣的交流，也许每一次我们都会做不同的主题，也许我们会做一些更侧重于当代艺术家的活动。最终我们也能学习到人们将会对那些艺术品做出怎样的反应。

▲ “倾彩”展出作品，威廉·德·库宁《田园》，1963年

我认为人们也有一种热衷 “抽象”的倾向，因为“抽象”是一种非常宽泛的艺术语言，它很容易被理解，但又必须非常大胆。所以这些抽象艺术作品很容易与亚洲的抽象艺术产生强烈的联系，他们都非常地有表现力。白发一雄是这组艺术家中唯一一位亚洲艺术家，实际上我们不想在这次展览中囊括太多的亚洲艺术家。但是我们将这件白发一雄在巴黎时期的创作与琼·米歇尔（Joan Mitchelle）和山姆・法兰西斯（Sam Francis）等人的作品放置在一起。法兰西斯在日本工作，而米歇尔作为一位女性艺术家也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 “倾彩”展出作品，露丝·阿萨瓦（Ruth Asawa）《无题（S. 531，六重分裂二重连锁形式）》，约1950年代作，图片来源：TANC

对我来说，展览中有女性艺术家很重要，这也是我们在如今的收藏家群体中见到非常有趣的趋势之一，这里有非常有主导性的女性收藏家。在过去，通常是男性购买这些艺术品并且打下基础，就像大多数美术馆都是以男性的名字命名的。而这次展览中许多收藏品背后的力量，其实都是女性。并且我认为女性收藏家们也会对女性艺术家的作品有不一样的感受，我们在美国也能看到这种现象——购买女性艺术家的作品是时下一股巨大的潮流。例如这次我们也带来了塞西莉·布朗的画作，也是我们有意为之的。

Q：为什么选择在此时的香港策划这个展览？可以和我们聊聊近些年间，你所观察到的新一批亚洲藏家群体吗？

A：我在今年5月的时候有了这个想法，那是我一次性在香港待的最久的一回，来到这里去跟藏家对话，你才能真正知道发生了什么。过去的几十年间，我们看到亚洲买家在拍卖市场中的巨大能量，如果回顾上世纪90年代末，你能看到韩国买家突然进入市场并彰显出非凡气势，然后成为市场主宰者。他们广泛地购买艺术品，从里希特到塞·托姆布雷（Cy Twombly），都是很有前瞻性的购买行为。但那不代表整个亚洲都如此，而只是韩国独领风骚。再往前追溯几十年，则是日本。日本买家购买的要更经典一些，趣味倾向于印象派、现代主义，或战后艺术的一些经典作品。

▲ “倾彩”展出现场，图片来源：TANC

▲ “倾彩”展出作品，安迪·沃霍尔《毛泽东》（Mao），图片来源：TANC

我们尤其见证了在过去3、4年间来自大中华地区藏家的力量，他们以近乎激进的方式进入了这个市场。我们看到的是，亚洲买家的“学习曲线”（learning curve）很独特。我观察了很多其他国家，他们可能关注的是印象派、现代艺术及当代艺术，决定他们买下某件艺术品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我注意到的，许多亚洲买家渴望学习，他们学习的速度，以及在了解艺术的同时了解整个行业运作的速度，可能与他们身上所具有的企业家精神的人格特点有关。主要的一个例子是，2013年11月的时候，我们有一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三联画，预估价是当代艺术中前所未有的8千万至2.2亿元美元，那件作品一共有7位竞价者，其中4位来自亚洲，而其中2位此前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拍卖，也就是这4位买家从来没有接触过5000万美元级别的巨额拍卖。那种强烈的侵略性，无论是在兴趣方面还是支付能力的等级上，都是现象级的。

这批收藏家群体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成为拍卖市场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些人开始购买跨类别的作品，极其广泛。初期他们可能对寻找什么东西并没有方向，但渐渐地，“最好的”就成了他们追求的目标，这很有趣。而且他们进入市场的方式是通过拍卖行，而不是其他购买方式。如果去看日本买家的历史，或者是韩国，甚至是在美国和欧洲，收藏家们起步的传统途径是从艺术经销商开始的：与本地的艺术经销商建立联系，去买那位艺术经销商旗下的作品，艺术经销商就会慢慢成为他们的顾问，替他们去拍卖行进行交易。个人与拍卖行之间不必直接去接触。

▲ “倾彩”展出作品，文森特·梵高《静物、花瓶内的雏菊与罂粟》，华谊兄弟传媒集团董事长王中军借展

以佳士得为例，我们用了很多年功夫去跟藏家建立起密切联系，尝试各种新鲜有趣的方式，营造客户的参与度，比如策划展览或者是利用社交媒体。例如那件培根作品竞拍时，我的同事李昕一手一个话筒，一个说英文，一个说普通话，同时在微信上与一个从未在拍卖会上出过价的买家交谈，她用一只手机拍下会场中正在发生的情况，帮助那位客人如临其境地了解拍卖过程。这位微信上的客人后来出价到了1200万美元。在此后的3年里，亚洲范围内的潜在藏家一直在增长，不仅是中国买家，也有一些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的买家，最近我们看到了来自日本的买家，他们都是由品味为界，或专注品质。

价格不一定是人们寻求的，而是尽其所能买下“最好的”。

这些藏家喜欢拍卖的一个原因，是当时他们与艺术经销商没怎么建立联系，没有进入口，所以对他们来说，拍卖图册就成了很重要的媒介。我每隔6、7周来香港一次，每次都会带很多与当时我们销售的艺术家相关的书籍过来。这群收藏家群体的学习速度非常惊人。与此同时，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地区的收藏家身上有一种急切的欲望，不仅是自己在社会中有所作为，而是通过创立基金会回馈社会。在美国，一个顾问为5、6个客户提供服务，因此他们的收藏都大同小异，每个人都有达米安·赫斯特（Damien Hirst）。而亚洲藏家自身的自豪感驱使他们想要回馈祖国，以艺术品充实、丰富国家文化资源，例如龙美术馆在上海的影响力，或是日本藏家前泽友作所建立的基金会。

▲ “倾彩”展览现场毕加索作品，图片来源：TANC

Q：今年以来，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等一连串事件导致了全球政治经济局势发生动荡，你认为艺术市场之后的表现会不会受到这些事件的影响？

A：很显然，拍卖是商业行为，市场是市场，人们仍然对赚钱感兴趣、对艺术有兴趣的人们仍然对艺术有兴趣。最好的艺术都是诞生于最坏的危机之下。饱经磨难的艺术家最终将也会变得富有，并且创造出最棒的艺术品。这样的事在许多1980年代的艺术家们身上发生过，达米恩·赫斯特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最好的艺术品是艺术家们对时代的激荡作出的回应。所以，如果时局艰难，艺术家们甚至可能会因此创造出更棒的艺术。不过，市场很重要，因为它意味着，为什么我们要来这次展览、为什么我们还能举办这样的展览、我们如何能有能力举办这次展览，市场情况对此来说很重要。如果每个人都只对这个有兴趣，那么他们就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艺术的历史和艺术的延续。比起考虑这周或者这段时间艺术市场是不是强健，我对艺术的全球化和收藏家的思考方式更加感兴趣。

▲ “倾彩”展出作品，奥古斯特‧雷诺阿《阳台上的两姊妹》

的确，我们对于艺术品的售价很自豪，但是来看展览的人数其实更有意义、更令我们自豪。例如纽约苏富比的大卫·鲍伊（David Bowie）藏品拍卖，那是一些非常私人的的藏品，它们从不是打算被如此展出的，而它们才是拍卖的亮点。这些藏品是大卫非常私人的爱好，是一些人们通常不会将之与一个富有的而有品位的人联系起来的物品。但是在公众场合看到这些藏品，就会开始用另一种眼光评判。总共有35000多位观众来看这场展览，这比赚到钱更有意义。苏富比在这场拍卖中可能分文未取，以此来赢得举办这场拍卖的资格，他们可能会把所有拍得的款项全部给予大卫的家人。

当然了，我不是说想通过艺术来改变世界，这不一定是个现实的想法。我只是想说我在佳士得这么多年，可能接下来另一个人也会在我的职位上工作许多年，佳士得已经存在了250周年，所以我不是太关注市场的起伏。我们可以很自信地说，市场很强健。纽约好得更人惊喜，买家们和以前一样充满热情。问题只是我们的卖家不如以前那样多了。所以，卖家们现在对于出售更加谨慎了。他们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所以没有很大的动力去出售艺术品。大家肯定还是会谈论成交额的下降、作品质量比起市场强健时期的相对下降。不过，如果人们能够谈论着他们在会展中心看到了一场盛大的展览，一场他们从未见过的有着各种伟大作品的展览、一场可以与博物馆相媲美的展览，这对我们来说就是最重要的财富。（撰文、采访／徐丹羽 采访整理／王晓芬、房璐）

*除特殊注明外，本文图片来自佳士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