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至右:上海中华艺术宫副馆长李磊、《艺术新闻》主编叶滢、著名艺术家李华弌、佳士得战后艺术与印象派专家焦万纳·贝尔塔佐尼、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吴洪亮
上海。4月25日下午,由《艺术新闻》与佳士得联合主办的“现代主义回潮”艺术论坛在上海静安香格里拉宴会厅举行。
现代主义艺术是2014年全球艺术界的关键词之一。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百年纪念,各国艺术机构皆以此为题推出大型展览。一战前后的一段历史时期是现代主义艺术重要的转折点,见证了未来主义、达达主义、构成主义等流派与思潮的兴起,深远地影响了现代艺术的走向。中国作为一战远东战场的参与者,也由此被卷入到了全球政治与现代主义的文化波澜之中,几代中国艺术家的命运就此改写,中国的艺术面貌也为之剧变。
本次论坛,以近期艺术创作、研究与市场等领域中现代艺术的升温为契机,挖掘与探讨“现代主义回潮”的主题。论坛由《艺术新闻》主编叶滢主持,邀请上海中华艺术宫副馆长李磊、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吴洪亮、著名艺术家李华弌,以及佳士得战后艺术与印象派专家焦万纳·贝尔塔佐尼(Giovanna Bertazzoni)共同参与讨论。而论坛的举办地点,上海,也恰好是历史上中国现代主义发源的中心。20世纪初,上海与江浙地区涌现了中国第一代留学西方的艺术家,他们往返东西之间,带来了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并陆续开办学校、传播新知。
1919年,五四运动
现代主义的启示
李磊在论坛开始以19世纪的社会演进和历史发展为线索,介绍了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矛盾和启蒙运动,在思想、文化和艺术领域内反映出的西方现代主义的萌芽,梳理了从19世纪早期的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直至从后印象主义进入到现代主义的流变过程。
而中国又是如何进入现代艺术的语境中的呢?李磊认为,“中国有着自己的文化发展理路,文化背景和整治进度与西方不同,因此中国的现代主义发展与西方有借鉴和交叉,但也有其独特性。”然而,现代主义所要解决的问题在东西两方之间是一致的,它们都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对于社会结构提出新的要求。
1930年代,庞薰琹等人参与成立“决澜社”
李磊提到,洋务运动和五四运动以后,文化发展中“西风东渐”趋势显现。这一过程中有前赴后继的留学热潮,有以西洋方法兴办的学校,有新兴木刻运动和对现实主义方法的学习;1980年代,现代主义再次与社会现实汇合,涌现了像上海的草草社和北京的星星画会等社团。1990年代初期,现代主义告一段落,并逐步进入当代艺术的演进过程。
“在一战爆发百年纪念之时,现代艺术的回潮是一种反思的需要。”李磊说。读解现代主义思潮中的启示,能够促使我们回看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境遇,以及如何认识未来发展的方向。
星星画会1979年在中国美术馆旁举办的展览
去而复归的水墨
生于1948年的艺术家李华弌,在1980年代移居美国之前,在国内学习的是一整套西方绘画的技法,并在期间受到曾留学比利时的现代艺术家张充仁的教导。后者在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史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作为首代留学回国的艺术家,张充仁带回了一批石膏头像,并第一个在中国开设了画室。更重要的,李华弌说,“他把西洋现代主义带回中国,变成了新的艺术。”
李华弌,《龙潜山脉》,2006-2009年
回顾中国现代艺术大师,李华弌认为,当时的中国艺术家们有着特殊的成长环境。从现象上看,林风眠、徐悲鸿等人虽接受过西方艺术的洗礼,但到后来都转向了水墨创作;张充仁早期从事水彩创作,后来也涉足水墨。“这不是一个媒介的问题,而是跟中国人的哲学观念有关。”李华弌结合自己的创作经历,这样说道。他将这一转变过程总结为三个阶段,首先是西方艺术造成的冲击,继而是海外留学期间的“距离”造成的回顾中国传统时的别样感受,最终在回国后,开始了新的创作。“像林风眠,他在留学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这种风格。”李华弌说。
林风眠,《琵琶仕女》(局部),1960年代
水墨在近年重新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创作媒介,促生了多样的创作形式。李华弌提到,他在海外期间曾受罗斯科(Mark Rothko)等人的影响,用水墨画过一些西洋画的抽象作品。但最终,李华弌还是回归到了被称为具有“宋代风格”的水墨画创作。他认为,“水墨不能代替油画,水墨要表现水墨善于表现的东西。”
左图:齐白石,《真有天然之趣》;右图:庞薰琹,《地之子》
“求其在我”之道
吴洪亮在论坛上的发言以“求其在我”为题,这也是北京画院美术馆所秉持的“一叶知秋”和“求其在我”的方法之一。所谓“一叶知秋”即由艺术家个案延伸为对20世纪中国艺术的全局感受;“求其在我”,吴洪亮解释说,即“以‘我’的态度去寻找‘我’的方法”。
以美术史学家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为例,吴洪亮提到,“1959年苏立文出版《20世纪中国艺术》一书时,被西方学界称为‘选择了一个错误的命题’。当时他们认为,中国艺术面临两个问题:没有创新、守旧,以及抄袭西方。我们要解决这两个问题,也要找到自己的评价和思考过程。”
孙宗慰,《蒙藏歌舞图》
此外,吴洪亮又以齐白石1919年的《真有天然之趣》和孙宗慰1942年的《蒙藏歌舞图》为例,阐释了“求其在我”的主题。“他们的重点不是在创造,而是把一张画画好。”吴洪亮说,“孙宗慰是徐悲鸿的学生,学过西洋画,又做过张大千的助手。他接触到少数民族的文化,促使了他的抽象创作。那个时期,与土地发生的密切关系使他找到了自我。”
毕加索,《两个小孩》,2013年在纽约佳士得拍卖会上被中国藏家拍得
与现代主义再度相遇
20世纪初,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影响了中国艺术家的创作,而百年以后,中国收藏家对于西方现代主义的兴趣又使得现代主义与中国再度相遇。这一过程中,让人记忆犹新的,是2013年11月,大连万达集团在纽约佳士得拍卖会上拍得了毕加索的画作《两个小孩》(Claude et Paloma)。佳士得战后艺术与印象派专家焦万纳·贝尔塔佐尼认为,在这个最为全球化的时代,收藏家们在文化之间的相遇与学习是又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李磊指出,当我们回看中国现代艺术的时候,它的策源与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区域政治和资本流动紧密相连。而今天现代主义的“回潮”也同样以政治与资本动力为依托,在文化交流的地带和时间点上,反观历史,思考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