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化吉
（1931-2022）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原壁画系主任、著名壁画艺术家，中共党员。李化吉先生于2022年12月29日12时20分在昌平泰康燕园逝世，享年91岁。
“我深入研究马蒂斯、莫迪里阿尼的绘画，他们不只是凸出大色块，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大色块里面追求变化，这样既有大色块的对比，同时，也追求每个色块本身的表现力。相反，如果完全把一块颜色涂死涂僵就变成了工艺和图案。我直到现在仍然在捉摸和思考这些问题。虽然现在上了年纪，画得比较少，但只要一看到敦煌壁画、西方中世纪绘画和西方现代艺术的作品就会感觉特别亲切，特别激动。”
——李化吉
侯一民
（1930-2023）
著名艺术家、美术教育家，新中国壁画艺术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原第一副院长，中国壁画学会首任会长，“中国美术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侯一民先生于2023年1月1日18时49分在北京昌平泰康燕园逝世，享年92岁。
“我就是希望自己不是万金油，做一样就把它做到位、做尽情，这是我的一种要求。我觉得博与专不那么矛盾，作品适合做雕塑我就做雕塑，适合用装饰性我就用装饰性，在语言和工具之间寻找自己可以调遣的东西。这可能和我接触的面比较杂有关系，因为接触的东西多，所以能调动的手段也就多一些，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个勤动手的问题，我自己鞭策自己:寻难而进，置易就难。我的手比较勤，练出来就不大犯怵，时间长了就变成适合用什么做我就用什么做，而且做大项目时一定要有所创造，没什么新鲜办法时宁可多想想。”
——侯一民
钟涵
（1929-2023）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油画院学术顾问、著名油画家、美术教育家，原中央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共党员。钟涵先生于2023年1月2日14时26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4岁。
“我自己是个在写实油画一路上成长至今而余年无多的老人了。以有限的经验鑑昔观今，在理性和感情上都应该看到今日这生态的历史合理性一面，艺术的总趋势是推陈出新，但是怎么样的推陈出新大有文章，而我们自己的任务是促进生态整体中自属领域承前启后的健康生长。我们应当有这样一个方针：像薪火一样让业已根深苗壮的写实在中国传承下去，按我们的国情和参照世界新风，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油画现代性创新的发展，作为自觉建设中国油画学派中的一大支柱，注入民族复兴中的人文大业。”
——钟涵
周令钊
（1919-2023）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新中国设计第一人”“中国文联终身成就美术家”获得者，中国著名艺术家、艺术教育家，共和国“最美奋斗者”，中共党员。周令钊先生于2023年1月3日15时06分在北京协和医院安然离世，享年104岁。
“我已经100周岁了，我们这一代人成长在战争年代，但国家、人民养育了我一生，我愿意为国家和民族奉献自己最大的力量。草木最终会成为有用之才，对艺术的认真、勤奋和严谨是我一生的习惯，这是年轻时候从育才学校陶行知校长那里受到的教育启发。这样的影响伴随着我一生，我很愿意为美化国家、美化人民生活继续工作。”
——周令钊
詹建俊
（1931-2023）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油画学会名誉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油画院学术顾问，著名油画家、艺术教育家。詹建俊先生于2023年1月11日18时在北京去世，享年92岁。
“我总觉得我的画还未能将自己想表达的东西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一直在摸索、寻求一种更好的表现手段，总觉得在表达上还没能到位。我们这一代曾浪费了很长时间，年龄够大了，艺术却不一定成熟。我力求在有生之年，能做得更好。”
——詹建俊
1953年，西画科刚毕业的詹建俊被中央美术学院留下做研究生。根据学校的分配，他第一年跟随董希文先生学习素描，训练基本功；第二年被安排到了当时的彩墨系学习（也就是后来的国画系）。系主任是叶浅予先生，教水墨画写生的是蒋兆和先生，同样担任教学的还有李可染先生。尽管大学教育推行的是“一专多能”，但学习西画的詹建俊进入到彩墨画系，却是承担着中国画与革命现实题材融合的使命的，这在当时仍是一个难题。毕业前，叶浅予先生曾带领詹建俊与刘勃舒和汪志杰等人共赴敦煌考察，并返校办展。但不久后，受文化部邀请的苏联专家马克西莫夫到中国主持“油画训练班”，开始从国内抽调各个美术学院或相关岗位上的干部职工报考。学校推荐了四位入班学习，其中就包括当时的油画系主任冯法祀、侯一民老师、刚毕业的詹建俊和靳尚谊。
马克西莫夫“油画培训班”同学合影
左起：任梦璋，武德祖，候一民，尚沪生，靳尚谊，秦征，詹建俊，高虹，何孔德
“油训班”的出现，一方面是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源于中国对自身油画发展需求的。当时国内有“土油画”，如胡一川的《开镣》，具有表现力，但不讲求规律；有法国回来的一批艺术家，强调形体比较多，注重光色、调子和层次空间的变化；而苏派绘画给中国油画带来了结构上的转变，特别是在油画的技法构成、结构关系、造型理解上。对于詹建俊来说，这也是他从国画再次走进油画的一个转折点。对于侯一民来说，这也是一次深入探索用油画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机会。1946年，16岁的侯一民曾以国画科第一的身份入学。由于时值内部斗争时期，有说国画科的学生都要加入国民党，作为地下党积极分子的侯一民毅然转入西画科，随徐悲鸿学习西画。后来，作为地下党支部书记的侯一民，在解放前夕也为艺专留下了一大批艺术人才。1949年，侯一民被抽调成为艺专老师。
1957年，油训班毕业的詹建俊、靳尚谊、侯一民等人，碰上了反右运动。同时，正在筹备的革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需要大量革命历史画作品配合展览。可以说，历史画创作为中国油画家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天地。詹建俊为创作《狼牙山五壮士》（1959），曾赴河北易县狼牙山考察颇久，但作品草稿却几度未通过审核。由于画面着重表现了战士们跳崖前的冲突时刻，但当时表现英雄一定要在战斗当中，为此改动几次后，艺术家还是坚持尊重创作的感觉和主张、遵循艺术规律，作品最终被美协领导蔡若虹给予肯定。侯一民创作《刘少奇与安源矿工》（1961）时，考察的情景与1922年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历史现实相隔甚远，他就去当地的小土窑获取灵感。在这个范围里，靳尚谊、闻立鹏、全山石、杜健、钟涵等画家，都先后创作了一批主题与形式都比较完整的大作品。1959年，油画系设立工作室后，詹建俊进入董希文主持的“第三工作室”。同年，李化吉（1956年入油画系学习）毕业后担任董希文先生的助教，留校后进入罗工柳油画研究班。
1963年，油研班同学毕业合影，后排右三为李化吉
油研班合影
钟涵、李化吉、闻立鹏、马常利、妥木斯等人都是当时油画研究班的同学。当时油画系的三位领袖是罗工柳先生、吴作人先生和董希文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庆典上，油训班的一些作品让中宣部看到了革命历史画创作中油画的表现力，并且当时除了老画家和马克西莫夫执教的油训班以外，油画队伍力量并不强。1959年秋，上面决定再办一个油画研究班，同时也办一个雕塑班。1960年3月招生的油研班，培养了钟涵对艺术创作的大胆尝试，此前他就读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后因参加解放革命工作，辗转后26岁才重返学院。经历林岗、罗工柳、全山石等先生的指导后，钟涵创作出了《延河边上》（1963），在北京四大报上刊登转载。李化吉创作了《文成公主》，这是毕业创作中唯一一张变形的装饰画。尽管，在文革期间上述作品都经历了或“黑画”或是过于形式主义的批斗，但是从油训班到油研班的短暂历程，却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三代油画大师。当时的艺术家们，不仅有艺术表现方式的个性化探索，同时这也是油画技法与中国风格最初的碰撞与转向。他们对艺术道路的坚持，以及对中国油画面貌的思考，推动了今天油画风格多元化的产生。
从革命历史化创作过渡到壁画领域，在这个问题上认识比较早的是董希文先生。1958年9月，油画系在教学中曾有过一段短暂的改革，它们把教室搬离市区，去到接近工厂和农村的石景山模式口。四、五年级生被分到了架画、年画和壁画三个工作室，董希文先生出任壁画工作室主任，助教为靳之林，在读学生有钟涵、李化吉、董福章、邢琏、张丽等人。当时全国正在深翻土地、大炼钢铁，“大画壁画”也在这个背景下被推行开来。但董希文先生既接受了杭州艺专比较现代的影响，又有长期在敦煌临摹和研究壁画的实践，所以讲授的课程并不拘于当时的形势，而是主张带领学生感受农民画的质朴，看到社会发展的前景。再后来，在董希文先生于第三画室主持教学时，也曾提出要建立一个壁画研究室。但因为“文革”的意识形态初现，这个想法最终夭折了。董希文给学生授课期间对壁画的介绍，特别是对墨西哥希盖罗斯等的研究很深入，在他的影响下，刘秉江、姚仲华、袁运生等一批人开始专注大型艺术。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建设迅速发展，在改革开放的大氛围下，思想开放、百废待兴。侯一民、周令钊、李化吉、梁运清等一批艺术家，敏锐捕捉到国家发展的需要，倡导建立壁画专业。1978年，油画系率先成立壁画研究小组，次年改成壁画研究室。1979年初，扩建后的首都机场，开始实行壁画创作工程。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仃任负责人，带领袁运甫、祝大年、袁运生、肖惠祥、张国藩等一批艺术家参与其中。李化吉、权正环的《白蛇传》就是七幅机场壁画的其中一件，它以点彩的现代绘画表现形式，结合传统的敦煌壁画风格与造型语言，绘制了具有装饰风格的古代民间题材。首都机场壁画由于具有前所未有的开放性，无论是在题材内容上，还是在制作技法与材料上，都大胆创新，突破壁画的形式语言，为当时的中国美术界带来了一种新的面貌，在国际上产生了影响，给沉寂的中国壁画打开了交流的窗口。而在机场壁画中对现代性、民族化和个人风格的探索，也成为了李化吉之后创作壁画的起点。
《白蛇传》 李化吉、权正环 丙烯 首都机场贵宾厅 1979年 局部
自那时起，在北京的带动和影响下，“壁画复兴”运动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期。1979年，侯一民、邓澍接受《人民日报》的委托，创作了第一件高温陶瓷釉下彩工艺壁画作品《百花齐放》，让中华传统工艺在当代壁画领域大放异彩；1983年之后，李化吉担任吴作人先生的壁画创作助手，监制了山东曲阜阙里宾舍的陶瓷镶嵌壁画《六艺》（1985）、西安咸阳机场的大理石镶嵌壁画《莽昆仑》（1990）；1987年，侯一民、邓澍受国家图书馆委托创作《丝绸之路》；1989年，李化吉为北京舞蹈学院设计了丝织壁画《旋律》；同年，侯一民以现实主义手法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创作了史诗画卷《血肉长城》。在公共环境机构中，1984年，中央美术学院壁画工作室为湖北武汉黄鹤楼完成壁画工程，其中就包括周令钊、陈若菊的《白云黄鹤》。
《六艺》 吴作人 、李化吉 壁画 山东曲阜阙里宾舍 1985 年
1986年周令钊先生在《白云黄鹤》壁画的安装现场
周令钊与黄鹤楼的壁画工程是有渊源的。1938年，19岁的周令钊进入由共产党领导的武汉政治部第三艺术处美术科工作。在保卫武汉大宣传周期间，他参与了黄鹤楼下武昌城墙上巨型壁画《全民抗战》的绘制。当时壁画由艺术处处长田汉负责，美术科代科长倪贻德具体负责，周令钊与王式廓、冯法祀、王琦、丁正献、李可染等人搭脚手架作画。这件壁画长约50米，高30米，在武昌汉阳门都可见该幅巨制，虽然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它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之后辗转长沙、广州，又到上海育才美术学院任教后，1948年，周令钊被徐悲鸿聘请到了艺专的实用美术系。1949年9月，周令钊接到任务为天安门城楼绘制毛主席像。1959年，又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创作大型壁画《世界各国人民大团结》，这件作品的内容对艺术家来说是有巨大挑战的，但最终周令钊以中国传统的装饰风格，完成了这一理想化的主题。
1985年，中国美术家协会成立壁画艺术委员会。同年，壁画系成立。它在成立之初便实行工作室教学，分别由侯一民、周令钊、李化吉领导三个工作室：一个是以纪念性、绘画性为主的，由侯一民负责；一个是以民族性为特点的，由周令钊负责；一个是更现代一些的比较侧重于装饰风，包括材料方面，由李化吉负责。他们每个人都肩负着培养未来壁画创作者的重大使命，从成立到编写教材，再到理论、技法的反复研究。
中国现代壁画艺术的发展，可以说是从上世纪中期的一无所有开始的，现在却以崭新而多样的艺术形式，成为了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是这样一批优秀的艺术家们，投身到中国壁画的复兴运动中，不断探索新的艺术语言，才带来了之后的壁画艺术蓬勃发展的一面。
改革开放，也为新中国的油画家们带来了新的天地。钟涵在80年代开始不断出国进修，并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艺术生涯。自1980年秋起，他受文化部派送至比利时研修，后又续往一年多。1984年，又前往根特大学做访问学者。对于油画家钟涵来说，不断地出国学习，成为了他油画学业上一次“迟到的全面大补课”。在国外，他依据吴作人先生的指导常去美术馆临摹，经常独自活动，将见闻感受都作到笔记中。在巴黎时，他也会专门花上一两周的时间跑遍印象派画的名馆，白天集中边看边记，晚上读书整理心得。对于钟涵来说，这种方式酝酿了他对西方油画各派的独特见解，以及深度的文史修养。他在80年代所做笔记繁多，最终被被精选集结为厚厚的《廊下巡礼》一书，也体现出他对艺术的上下求索。对于钟涵来说，通过不断到美术馆追寻西画源流，同时在中国北方的山河乡土间游走，使他创作出了从《纤夫·晚潮》（1983）等作品。但时至二十余年后，他还在对这幅画进行重新造型和修改，追求创作上出现新的转化。
詹建俊《 静寂的石林湖 》 布面油画 54cm×78cm 1978年
詹建俊也在长期实践中，以自觉者的身份在中西之间进进出出，走出了自己的道路。从油训班的毕业作品《起家》（1957）到《寂静的石林湖》（1978）、《潮》（1984）等作品，画面无一不酣畅淋漓。学习期间接受的来自中国画、西画加上苏派的多重影响，使得如何将东方的特色在绘画语言上体现出来，成为他今后探索的一个重要课题。他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油画民族化”问题，以及现在所谓的全球化问题，实际上都容易导致西方化的倾向。因此，要同时借鉴两个文化——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要有意识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形成自己的面貌。无论是油画还是壁画创作类型，事实上，各个时期的艺术家都必须面对油画本土化的问题，而现在这种转化需要更强化、更鲜明。对于李化吉来说，他认为民族化更像是一个过程，油画家一方面要进行大量的实践，另一方面要研究、传承、体验民族的艺术精神和审美观。只有技法、没有生命的艺术只是一个空壳，更谈不上民族化。
詹建俊《潮》 布面油画 196 cm×177cm 1984年 中国美术馆藏
建国前夕，周令钊提交并通过了国徽设计方案。之后，1958年，侯一民、邓澍夫妇又与周令钊合作，在罗工柳的主持下，作为专家组成员一起设计了第三套、第四套人民币。由周令钊担任构图主笔，侯一民、邓澍负责小人像。为了描绘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内容，并以工、农、知识分子为最高面额的画面，他们先后去往云南、贵州等地采风。作为参与建构新中国国家视觉形象的主要艺术家，周令钊也曾多次担任国庆和“五一”游行队伍的美术设计，并主笔设计了中国共青团团旗、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等。
侯一民离休后住到了北京西郊的“逸园”，那里比邻西山戒台寺，他们夫妇在此生活、创作。对于自己牵头做起的北京地铁壁画，侯一民很是骄傲，“创作壁画是集体性的视野，需要一帮人干。前门站的壁画，由邓澍起稿，101岁的周令钊也没闲着，正在家画北京入城式呢”。现在的北京大小地铁站内，有上百余幅壁画且各具特色，这是走近身边的公共艺术。
詹建俊《起家》布面油彩 140cm×348cm 1957年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人生不只有序曲和终章，他们的一生经历了时代浪潮的变化与人生的起落，更为后来人建造了通往过去与进入未来的桥梁，这一代经历20世纪的激荡与挑战及其创造，给我们的时代留下了珍贵的思想与艺术遗产。
谨以此篇，纪念逝去的先生们，也纪念每一个拥有艺术人生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