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琼·乔纳斯（Joan Jonas）录像装置作品《Lines in the Sand》在2002年第11届卡塞尔文献展的展览现场。这一届文献展上，参展的录像作品时长总计600小时

英国艺术家格雷森·佩里（Grayson Perry）被《艺术新闻》问到，如果可以的话，他将如何改变艺术世界，他回答说：“所有的录像作品都应该有一个标签告诉你：（a）这件作品有多长（b）是否有开头和结尾。如果长度超过五分钟，就应该放个沙发在那里。”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熟悉的玩笑。然而，佩里的回答代表了一些评论家和观众的意见。早在2002年，恼火的评论家们就计算出了第11届卡塞尔文献展总共有600小时的录像。自从那以后，录像作品继续越来越多，不论是从绝对数量还是形式上来说——特别是电影化的长作品越来越多。博物馆和画廊都在努力跟上录像艺术的发展趋势，但是包含有多个动态影像作品的群展和双年展实在是让这些机构手足无措。
2014年年底在伦敦的两个展览就是很好的例子。泰特艺术博物馆举办的特纳奖获奖作品展展出了三位录像艺术家的作品，其中就有邓肯·坎贝尔（Duncan Campbell）的《它为其它》（It for Others，2013），坎贝尔凭借这部54分钟长的影片赢得了特纳奖。即使这个展览只有四位艺术家参展，它还是让人觉得颇为累赘：坎贝尔的长片被放在最后一间展室里，虽然是定时放映，却没有给出开始的时间。对于打算完整看完影片的人来说，从开头开始看到结尾是至关重要的，然而许多人并没有这样的机会，除非他们到场的时间恰巧合适。除了参观者之外，这样做对坎贝尔是公平的吗？有多少人被剥夺了欣赏他作品的机会？

▲ 邓肯·坎贝尔录像作品《它为其它》在2014年泰特艺术博物馆的展览现场

就在坎贝尔赢得大奖的同时，彭博年度新当代艺术展在伦敦当代艺术学院（ICA）拉开了帷幕。这是一个针对艺术学校最后一年在校生和新毕业生的重要展览。在这次展览上，55位参展艺术家中的22位带来了录像作品，一些是行为艺术的影像纪录，一些是独立的录像艺术；一些作品被编排在一起在大屏幕上播放，一些作品则在显示器上分别展示。所有录像作品累计的总长度是4个小时。同样地，这种布展安排似乎对艺术家来说也不公平——你到底能看到哪件作品基本上是随机的。

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很明显地电影和录像已经成为了许多年轻艺术家首选的创作媒介。这一点儿也不奇怪，现在这个时代到处充斥着视频影像，用智能手机就能拍摄高清视频。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是一种新的趋势：录像艺术是一个有50年历史的传统，它的种子是上世纪60年代的前辈们埋下的，所以才有现在占据主导地位的蓬勃发展。1997年，克里斯汀·希尔（Christine Hill）在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策划了一次关于早期录像艺术的展览，她写道：“第一代录像艺术家有一个基本的想法，如果打算与一个电视化的社会建立重要的联系，你就必须电视化地参与进来。”

我们仍然生活在电视驱动的社会，当然现在还有互联网：许多艺术家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它。我必须说，到目前为止，有好几部电影和录像作品堪称本世纪最伟大的作品，例如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洛杉矶县立艺术博物馆、泰特美术馆、蓬皮杜中心以及其它机构收藏的克里斯汀·马克雷（Christian Marclay）的《钟》（2010），还有古根海姆博物馆和泰特美术馆拥有的塔西塔·迪恩（Tacita Dean）的《柯达》（2006）。这两件作品都很长：马克雷的作品有24小时长，而且循环播放，所以理论上长度是无限的；《柯达》有44分钟长，也是循环播放。重要的是，这两件作品的展示方式满足了佩里的要求：《钟》在白立方播放的时候配备了足够的沙发；《柯达》在泰特英国美术馆播放的时候配备了舒适的扶手椅。

▲ 克里斯汀·马克雷的录像作品《钟》在白立方画廊的展览现场

舒适性并不是小事，虽然在录像艺术的历史上它并没有成为一个问题：画廊里展示的影片和录像往往与电影院里放映的东西不同，它们经常配合着说明，不断循环，没有固定的开头和结尾。录像装置作品则介于影片和雕塑之间，它们所处的空间和观众们在空间中的移动是关键的组成部分。直到最近，大多数录像艺术作品还是比电影短很多。

然而，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策展人克里斯·艾尔斯（Chrissie Iles）在2012年告诉《艺术新闻》说，艺术家们“几乎都抓住了自己在电影院里的观影体验，要在博物馆里复制出来”。因此，坎贝尔54分钟长的特纳奖获奖影片和格拉斯哥艺术家卢克·福勒（Luke Fowler）93分钟长的影片《所有的分裂的自我》（All Divided Selves）都有明确的开头和结尾。在大礼堂里放映这些录像不会有什么问题，然而在展览上放映就是另外一回事。在放映坎贝尔的影片时，泰特提供的皮质长凳显然不适合长时间坐着。

“不舒适”跟现代主义的历史直接相关。策展人约翰·爱德菲尔德（John Elderfield）在一封写给英国画家霍华德·霍奇金（Howard Hodgkin）的信中提到了“现代的吸引力颇不容易”，以及“我们认为最重要的现代作品正是那些最不愿意被解释的作品”。这一点对于很多电影和录像作品来说是事实，但是并没有说让人困惑的艺术就一定也要让人生理上不舒服。观众们坐着舒服的电影院座椅并不会让前卫的电影失去它们的力量；录像作品也是如此。

▲ 今年的纽约新美术馆三年展展出了Ed Atkins的录像作品《生日快乐！！》

今年的几个活动无疑会更添争议，例如纽约新美术馆举办的新兴艺术家三年展“围绕观众”。由录像艺术家瑞安·特勒卡丁（Ryan Trecartin）共同策划的这个展览展示了许多基于屏幕的作品。今年威尼斯双年展的主策展人奥奎·恩威佐（Okwui Enwezor）就曾经策划过有600小时录像作品的卡塞尔文献展。

对于这些当代艺术展的策展人来说，在其它参展作品中如何突出录像艺术作品的力量才是重要的问题。因为在很多时候，录像作品的展示方式削弱了艺术家的意图，带给了观众糟糕的体验。

撰文 | Ben Luke

翻译 | 盛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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