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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审美、历史体制、星球性的未来主义:来自第15届卡塞尔文献展现场的反思

Aug 23, 2022   TA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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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艺术家团体Ruangrupa合照 © Gudskul Jin Panji
目前世界上有近400个双年展,德国卡塞尔文献展(Documenta)的重要性不在于有较多的经济资源(例如,2022年的预算为4200万欧元)和较长的准备时间(5年),而在于它的重要原则是呈现一个不同的艺术方法,把不同社会中对艺术的不同的理解呈现给更多的观众。这样的理念在实施过程中会让多种不同的世界观在同一空间中相遇,并用各种各样的感知方式来呈现和进入经验。2022年第15届文献展的印度尼西亚的策展团队ruangrupa提出的“米仓” (lumbung)概念正是对这个理念的表现。米仓的方法强调学习、分享和与来自不同的但又相互联系的宇宙思想的人们的共同生活。这样的方法可以让我们理解这届文献展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通过2022年6月以来在卡塞尔文献展的田野研究,本文试图讨论三个问题:

(1)“米仓艺术”是否是一种特定的艺术形式,并与某种技术密不可分?米仓艺术感知审美的特点是什么?

(2)如何理解这届文献展中出现的把历史作为一种理解模式的作品?为什么关于反犹太主义的争议反映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体制与其它的历史体制的矛盾和对抗?

(3)如果在当代的气候和环境的危机下,历史体制受到星球体制的冲击,那么这届文献展的作品如何表达星球体制下的未来主义?

“米仓艺术”的感知审美

对2022年文献展的反思不仅要放弃艺术市场把艺术分为好与坏的标准,也要放弃艺术自律的审美观。文献展中没有好或坏的艺术,只有艺术,即集体的米仓艺术。这种艺术具有特定的形式,并非能用形式主义的自律审美观来阐释。它表现了一种特定的技术和感知审美(aisthesis)。我根据自己在文献展现场的研究,简单介绍两个方面:一是反映艺术的集体实践和工作的书写技术(图表和示意图等);二是把不同的身体感知器官和各种身体感知聚集在一起的公共艺术技术(工作坊,讲座,教育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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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艺术教育集体Gudskul的墙画“Temuwall”,2022年

在集体的米仓艺术的框架下,文献展的作品普遍使用各种书写技术来强调艺术作者身份的集体性质,除了“合作”的作者身份之外,大部分艺术家都以艺术小组或集体的名义参展。而且,使用各种图表、连环画、文字画、示意图和思维导图等书写技术是一个普遍现象。例如,印尼雅加达的一个艺术教育集体Gudskul(好学校)把分享和一起工作当成发展艺术和文化的两个要素。他们的工作涉及到多个艺术实践和媒体领域,包括装置,视频,音响,表演,媒体艺术,公民参与,平面设计,设计和教学法等。展厅中有一幅几块缝在一起的墙画名为“Temuwall”,内容是Gudskul从2020至 2022年之间画的草图和笔记的放大版。Gudskul把这届文献展看成是一个知识资源的生态系统,并以一个学校的方式进行组织,以延续自2018年以来使用的当代艺术中集体性和快乐性的实验艺术教学法。这件作品作为一种书写技术强调集体的可持续性和知识再生的价值、机制、经济系统和头脑风暴。另外,把日常生活中的家庭用品用于讲故事的叙述材料也是一种书写方式。例如印尼艺术家Agus Nur Amal PMTOH使用的都是亚齐人(Acehnese)的日常生活物品,使用这些东西延续了当地的一种被称为“Triangtu”的生活准则,分享彼此的想法和知识,解决分歧,以及治疗精神创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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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艺术家Agus Nur Amal PMTOH作品展出现场

我们如何理解以上这些书写和表达方式是米仓艺术的一种技术?我认为它们都是处理和表达在集体工作状态下所显现的各种各样的差异的技术。人与人之间只有在同一个事件的时空里才有可能让彼此了解认知的差异,并在接受这种差异的基础上认可彼此作为人的存在。而且,艺术思维、技术思维和经济思维并不完全是可以兼容的思想领域,但集体性的工作不得不处理它们的不兼容性,并创造它们相互碰撞后的某种结果。所以,各种图表、示意图和思维导图,连环画,标语,诗歌和动画,以及日常生活物品的叙述组合都是表达没有单一线性逻辑的、不连贯的、具随机性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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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都艺术家曹明浩和陈建军在卡塞尔桔园宫前的草坪上的《水系避难所#3》

在长达100天的文献展中,艺术家们组织了各种讲座和工作坊。这也是米仓艺术的技术。例如,中国成都的艺术家曹明浩和陈建军在卡塞尔桔园宫前的草坪上搭建一座《水系避难所#3》的装置。一方面,它探讨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劣而引起的生态问题,思考在关系性和整体性的基础上如何为各种物种和物质提供避难所。另一方面,它展现了在水系源头青藏高原牧区居住形态的黑帐篷的重要性,揭示了在黑帐篷里发生的集体生态智慧。这件作品的核心部分是在黑帐篷中举行一系列工作坊的事件。在开幕日的工作坊中,我的演讲是《生境力的艺术:作为生境的格尔登噶曲喀的深度历史》,通过对青藏高原水系源头的人类栖居者,动物,植物和地质物(沙石)等的互相纠缠的关系进行探讨,提出了如何用生境的思考来超越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的“世界构建”的可能性。演讲之后,意大利策展人和作者 凯瑟琳·魏尔(Kathryn Weir)与阿根廷哲学家保拉·费思纳(Paula Feisner)分享了她们的观点。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工作坊的参与者包括艺术家,学者,学生和普通观众,还有在黑帐篷中地上长出的绿草。由于这个工作坊是在气温高达33°C下举行的,每个参与者都会亲身感到当地气候变化与我们讨论的在青藏高原水系源头发生的生态问题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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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避难所#3》的合作者之一扎琼巴让在黑帐篷里给学生们讲草原生态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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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都艺术家曹明浩和陈建军在水系避难所的黑帐篷中举行的工作坊现场

这样的艺术家群体共同举办和参与的工作坊强调集体的思考和分享,探讨各种“社区”的实践,是米仓艺术形式的感知审美的重要方面,不仅是不同的身体感知器官的聚集,而且也是各种身体感知的聚集。这种身体的聚集与图表、示意图等书写和表达方式都是米仓艺术的技术,一种叙述交流的艺术技术,具有既可以被辨认而且又合理的技术逻辑。可以与科学知识的模型、预测和场景相比,是协调和组合不同东西的工具。

“米仓艺术”与德国

历史体制的不兼容性

由于卡塞尔文献展是一个全球化的当代艺术事件,特别是这一届的米仓艺术的方法强调具有不同的宇宙思想的人们通过一起学习和分享来想象共同的生活,所以我们会期待文献展可以用多元的展览空间来包容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的艺术实践,并可以使它们与支持文献展的德国文化机制进行共时,共同参与德国所代表的当代艺术的历史建构。但实际上,这届文献展所表现的则是德国的当代文化和艺术的历史体制与米仓艺术的多种未来主义的不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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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原住民艺术家理查德·贝尔《原住民帐篷大使馆》

把历史作为一种理解模式意味着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三种时间性之间建构某种联系,并把这种联系变成历史意识。在文献展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表现历史模式的作品。例如,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原住民艺术家理查德·贝尔(Richard Bell)在主展场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展馆(Fridericianum)前面广场上设置了《原住民帐篷大使馆》(The Aboriginal Tent Embassy),象征着澳洲原住民五十年来捍卫主权的斗争。在此,也通过工作坊、讲座和讨论来促进文化分享,与世界各地的群体共同寻求政治话语。另外,在展览馆的楼顶上安装了一个计数器,日夜不停跳动的红色数字显示着从1901年至今澳大利亚政府欠原住民的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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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原住民艺术家理查德·贝尔的计数器显示澳大利亚政府欠原住民的债

在两条繁忙的街道交叉口的地下人行道里,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费城的两位艺术家卡麦·阿耶瓦(Camae Ayewa)和拉希妲·菲利浦斯(Rasheedah Phillips)组成的艺术集体《黑人量子未来主义》(Black Quantum Futurism)的作品。这些以广告牌形式呈现的作品内容是:“你如何体验时间”,“复原黑人时间的事实”,“所有的天气都是当地的”,“所有的政治都是当地的”,“所有时间都是当地的”,“消除进步的箭头”,“重创当地的空间与时间”,“谁是你未来的自我”,“我们强烈要求时间的赔偿,昨天,现在和明天”,“黑人在西方时间表里导航如同我们的祖先在星星里导航一样”。这些作品的目的是摆脱西方线性时间的约束,并开拓新的时空的联系。这些口号的思想来源是多元的另类未来性,非裔移民的多种时间性,量子物理学,居住未来,和推测小说等的时间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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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艺术集体稻米之牙的《人民的正义》展出现场

如果原住民未来主义和黑人未来主义的历史模式在表面上可以被德国的多元文化的历史体制所接受,那么触及到德国的历史记忆的作品和艺术家则受到德国的文化机器的指责和攻击。文献展开幕以来争议最大的是印尼艺术集体“稻米之牙”(Taring Padi)的作品。开幕时,由20位艺术家于2002年集体创作的《人民的正义》(People’s Justice)在主展区的广场上与各种各样的纸壳人形装置一起展示。这幅8×12平方米的横幅画包括三个部分。右侧是人民的示威场景;中间为人民的法庭公审1965年暴力的严肃场面;左侧刻画了支持苏哈托残酷统治的多种暴力和剥削的势力。在各种武器保护下有一队士兵,他们的头盔上的标志代表着不同的势力: “FACIS”, “Police”, “ASIO”( 澳大利亚情报机构), “MOSSAD”, “MI5” (英国情报机构), “KGB” (苏联情报机构)和“007”等。其中头盔上有MOSSAD的以色列情报机构的士兵是一个猪的形象,系着一块印有犹太文化标志“大卫星”的头巾。迎接士兵的队伍中有一位形象邪恶的男人,留着犹太教正统派的鬓发,头上戴着标有德国纳粹党卫军标志“SS”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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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艺术集体稻米之牙的《人民的正义》作品局部

作品要面对的是一个在印尼发生过的极端暴力的历史,是对苏哈托统治时期以来的没有在法律和社会方面解决的黑暗历史的叙述。在冷战的背景下,苏哈托建立了一个武装统治的政权。在西方民主国家和曾经是印尼的殖民国家的公开或暗地支持下,苏哈托政权于1965年以反共的名义屠杀了50万人,针对的都是少数族裔(特别是华人)。在作品中出现犹太人和以色列,一方面与荷兰和日本对印尼的殖民统治有密切关系。来自荷兰的犹太人以欧洲的白人身份参与对印尼人民的殖民统治,也没有直接体验到在欧洲的犹太人所受到的法西斯的残暴,而且作为犹太人建立的国家以色列也支持了苏哈托的暴政。另一方面,苏哈托挪用德国法西斯的反犹太主义的语言和思想对印尼的华人实施暴力(J. Hadler, “Translations of Antisemitism”, Indonesia and the Malay World, 2004),苏哈托式的“反犹太主义”实际上是“反华主义”,并延续到1998年的亚洲经济危机,逾千人在反华的种族主义的暴力中被杀害。在视觉语言上通过表达一种残暴现实和不公正背后的复杂的权力关系,作品也表达了年轻艺术家对在1998年暴力中失去自己朋友们的失望,沮丧和愤怒。因此,这件作品使用“反犹太主义”的图像批评犹太人参与对印尼的殖民和与以色列共同对印尼暴政的支持,这个历史与在欧洲发生的反犹太主义有明显的差别。这件作品在展览开幕后受到德国文化界和政治界人士的谴责,第三天晚上,被黑布遮盖,之后被拆除。艺术家和策展团队道歉,文献展的CEO被替换等……

这场反对反犹太主义的风波实际上反映了德国的公共领域的历史体制与文献展的米仓艺术的各种未来主义的对抗。反对反犹太主义的捍卫者们指责文献展聘用了对德国(甚至对欧洲或西方)文化不理解的非欧洲策展团队ruangrupa,并要求文献展以后用欧洲人来策展,否则政府停止资助。美国加州大学大屠杀研究的专家麦克·罗斯伯格(Michael Rothberg)指出:“德国的‘反对反犹太主义’的捍卫者们主要是利用这件20年前在完全不同的场合下创作的政治艺术作品中的一个令人不安的图像来把对反犹太主义的指责工具化,并以此来确认他们自己对全球南方和‘后殖民主义’(当代德国最模糊的和最扭曲的形容词之一)的偏见。”  (“Learning and Unlearning with Taring Padi”, The New Fascism Syllabus, 2022)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反对反犹太主义”与他们指责的“反犹太主义”有两个共同点,一是不把欧洲的反犹太主义与世界其它地方的“反犹太主义”相区别。二是不把反犹太主义与反以色列的殖民和霸权相区别。这样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虽然稻米之牙使用“反犹太”的图像是为了在印尼的历史语境中反殖民、反西方和反资本主义,但它在德国被曲解,其反殖民的斗争受到怀疑。而且,还会助长以白人为主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持续。这样的情况不是偶然的,与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发展和演变有直接的关系。例如,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代表的“批评理论”对后殖民主义的拒绝实际上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表现。欧洲史学家马丁·杰(Martin Jay)认为,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合理性源于对犹太民族毁灭的担忧,还有欧洲左翼运动的历史性失败也让欧洲看不到曾经的“第三世界”可以为欧洲提供另一种可能性(“1968 in an Expanded Field”, Critical Horizons, 2020)。按照这样的逻辑,只要反犹太主义和反以色列继续存在,欧洲中心主义还会持续下去。文献展中德国的反对反犹太主义的捍卫者们所表达的正是这样的欧洲中心主义。
用反对反犹太主义作为持守欧洲中心主义的理由在根本上是维护欧洲白人中心主义的做法。现在的欧洲已不再是法兰克福学派时代的欧洲。从全球格局看,无论是在我们刻板印象中的欧洲(德国、英国、法国等),还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欧美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已经把曾经在欧美之外的“第三世界”和“全球南方”带入欧美,更不用说当地被边缘化的群体和原住民(这些都在文献展作品中有所表现)。既然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纯粹的白人的欧洲或者美国已不存在,那么,无论是利用反对反犹太主义的工具,还是把欧洲左翼运动推崇的“第三世界”看成是欧美的 “竞争者”来强调欧美中心主义,都是在捍卫欧美少数人的、正在失去的利益。

星球性的未来主义: 

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艺术

在一个“白色的”欧洲正在消失的同时,一场又一场的气候和环境危机事件不断地显现。在文献展期间,西欧国家遇到了罕见的高温天气,导致道路、桥梁和机场等基础设施的无法正常运转。欧洲的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行为造成的气候和环境变化已经把人类和非人类的生物和非生物在不同程度上推进了临近灾难的各种危机状态。历史作为一种理解模式似乎已经无法面对各种临近的灾难事件的挑战。当我们用“灾难”一词来形容“反犹太主义”的作品,我们需要质问欧洲中心主义;当我们用这个词来形容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我们要面对全球的气候与环境的加速恶劣。气候与环境的灾难通常表现为特定的、即将来临的事件,指向了一个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本性的死亡和一个新的和戏剧性的再生。在这个气候和环境灾难的语境下,星球性的未来主义的艺术正在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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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艺术集体跨界共生功能体的《剧场》装置

米仓艺术的方法为艺术家提供了展现可以克服各种人类中心主义(包括欧洲中心主义)的可能性。例如,由艺术家,哲学家和文学家组成的阿根廷艺术集体“跨界共生功能体”(La Intermundial Holobiente)在卡塞尔卡哨尔(Karlsaue)公园的“野生”区域建成了一个《剧场》(Theaterschlag)的装置,由工棚,拖车,脚手架,船帆,剧场纱布,氦气,气球和绳索,视频投影和针孔摄像机等构成。其创造者包括风,太阳,树木,大气,艺术家,哲学家和声音制作者。剧场背景纱布上是再现周围景观的绘画,纱布两侧各自悬挂了一个充满氦气的气球。太阳的轨迹和通过气球传播的风的行为在任何时间都会影响到剧场背景的能见度。在这个在地的“剧场”,“自然”伴随着人工的布置,像演员一样以多种形式出现,这取决于与游客,风,光,背景,氦气和云在某个时刻的偶然交集。剧场上演的是一场反叛剧,剧场的戏剧性变化可以翻转,颠覆和融合自然与文化之间,虚与实之间的历史关系,改变着人物和其固化的背景之间的等级关系,恢复了再现景观政治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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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Karlsaue公园栖居地的《万物之书》的一部分

这个剧场也是一个堆肥堆,是一本由阿根廷十四位艺术家和作家以多种声音的形式来书写和编辑而成的《万物之书》(The Book of the Ten Thousand Things)的栖居地。这本书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在页面的中心有一个由非人类写的,人类看不见的文字。在这本书的栖居地,我们可以通过放弃使用一种共同语言的虚假承诺,并同时使用看起来是荒谬的但实际上却是严格的多种不同语言的方法,来追踪包括非人类写的“万物”留下的痕迹。例如,我们可以把堆肥堆看成是“万物”的档案,从身体感知来“阅读”它。这样,一批非人类的实体开始显现,并成为我们的伴侣:被认为是杂草但却是大象吃的草,乌鸦拍舞翅膀的声音,覆盖我们脚腕的泥土,蚀木的真菌,松鼠,蝙蝠,埃及鹅,在变黑之前生活了两天的蘑菇,被称为“卡塞尔土”颜料中的褐煤,来自西本堡根(Siebenbergen)植物园的异国的种子所走过的道路,失去湿地的奥厄(Aue)小镇,威廉四世在1572年发现的超星,810年在小牛皮上注明的外来文字,公园与行星之间的距离等。在这个戏剧性的艺术堆肥,《万物之书》被催生,产生了多种不同的思考方式,成为一个共生功能体的创造物,由相互作用和共存的多个不同实体组成的实体。每当我们阅读它时,我们只能在它不断变化的组合中捕捉到一个瞬间。所以,跨界共生功能体在制作书的过程中通过探索物质性来表达哲学、文学和视觉艺术之间的交叉,从多角度的对话来想象和解释一个后人类和非人类中心的宇宙世界,滋润万物的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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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届卡塞尔文献展中艺术家们于2022年6月21日举行星球高峰会议的场面

结语  

综上所述,2022年卡塞尔文献展的“米仓艺术”有三个重要方面。第一,米仓艺术具有一种特定的技术和感知审美,例如反映集体实践和工作的书写技术和把不同的身体感知器官和各种身体感知聚集在一起的公共艺术形式。第二,米仓艺术的方法强调具有不同的宇宙思想的人们通过一起学习和分享来想象共同的生活,这样不限于“全球南方”的艺术思想在实践中暴露了德国当代文化的历史体制在反对“反犹太主义”的争议中的狭隘的欧洲中心主义。第三,米仓艺术的方法展现了可以克服各种人类中心主义(包括欧洲中心主义)的可能性。2022年6月21日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艺术家们举行了一个星球高峰会议,并通过了《地球居住者尊严的宪章》(Charter of Martabat Penghuni Bumi)。以未来主义的宣言的形式发布的这份文献提到:“我们,地球上一直在努力争取可持续的生活空间的居住者”坚信:“当地居住者与当地周围的资源相互合作的关键能力已经成功地产生了一种文化资本,可以解决环境中的各种问题。”而且,人类的“基层社区和非人类的利益的相关者,地球,精神,各种感官,在多代人和多性别之间的知识构成,一直在生成处理社会和生态问题的集体力量。”虽然这个宣言被已经出版的展评忽略,但却表现在诸如《水系避难所#3》和《万物之书》等具体的艺术实践中,指向了各种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星球性的未来。

撰文/任海
作者为四川美术学院巴渝学者特聘教授,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东亚研究和人类学终身教授
 *若无特殊标注本文图片由任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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