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届威尼斯双年展总策展人西莉亚·阿莱马尼，摄影：Andrea Avezzù
意大利策展人塞西莉亚·阿莱马尼（Cecilia Alemani）是第59届威尼斯双年展的总策展人，也是担任这个职位的第五位女性。阿莱马尼在2017年策划了威尼斯双年展的意大利馆“魔幻的世界”（The Magical World）。本届双年展因疫情缘故将推迟到明年4月23日至11月27日举办。此次展会的主题“梦想之乳”（The Milk of Dreams）来自英国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利奥诺拉·卡林顿（Leonora Carrington）所作的一本童书。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几年前卡林顿对阿莱马尼而言并不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她对卡林顿理解的增进伴随着艺术界对这位女艺术家的重新发现。从卡林顿的作品中，阿莱马尼发现了“一个充满各种可能性的自由世界”。卡林顿在因战争流离失所，在挣脱家庭、性别和身份桎梏的过程中完成的作品在阿莱马尼眼中，也不失为“一个世纪的寓言”。“梦想之乳”这个题目不仅致敬了卡林顿这位伟大的女艺术家，也暗示着女性的创造力能为我们的世界带来的潜在变革。
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利奥诺拉·卡林顿（Leonora Carrington），摄影：Lee Miller， 1939年。 ©Lee Miller Archives
在这个过去一年历经伤痕的世界里，“梦想之乳”试图“想象其他共存和转变的模式”。通过对威尼斯双年展历史的回顾，阿莱马尼也更清晰地认识到它作为一个机构的责任。一百二十多年来，战火、灾害和疾病摧毁都没有将其摧毁。一次次地，它帮助世人愈发深刻地理解我们的现状，并设想艺术与社会发展和延续的途径。因此阿莱马尼希望给予本届展会积极的基调，鼓励艺术家探索我们能成为什么的可能性。
长居纽约的阿莱马尼现在回到了意大利的托斯卡纳，与许久不见的家人为伴，她年幼的儿子也喜欢去海滩边嬉水。在这乐观的情绪渐长的夏日，阿莱马尼接受了《艺术新闻》的采访。
Q&A
《艺术新闻》
专访Cecilia Alemani
利奥诺拉·卡林顿，《随后我们看到弥诺陶洛斯的女儿》（And Then We Saw the Daughter of the Minotaur），1953年，现展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2021 Leonora Carrington / Artists Rights Society (ARS), New York
利奥诺拉·卡林顿参展的“超现实主义在墨西哥”（Surrealism in Mexico）展览现场，2019年，DI DONNA画廊，纽约。图片来源：DI DONNA画廊
另外在过去的几年里，卡林顿也逐渐被重新发现。在纽约就有几个与她有关的展览，它们主要是由画廊推动的。比如旧金山的Wendi Norris画廊做了大量的工作让卡林顿的作品为公众所知。现在你如果去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你可以在超现实主义的展厅里看到卡林顿的杰作。但这些画是在三四年前才被纳入MoMA的收藏的，这简直难以想象。我们需要认可近年来那些让卡林顿被重新发现的人的努力。此外，过去几年里不少展览也聚焦女性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比如“非凡的女性”（Fantastic Women）。它们试图讲述一个不只有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和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等男性艺术家的故事。
Q：为什么你会选择一个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作为双年展的主题？卡林顿作品中的哪些元素在你看来和当下息息相关？
《梦想之乳（The Milk of Dreams）》内页和书封。图片来源：New York Review Books
A：我感兴趣的并非超现实主义本身。我被《梦想之乳》这本书吸引，也选择了这个题目。这本小书汇集了她所著的儿童故事，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她对混合性和转变的热情，这也在她的绘画和雕塑中体现。我喜欢她从未想创造出一个拥有完整和一致的形态的东西，无论是身份还是艺术形式。她着迷于流动性、混合性、模糊的边界。她在《梦想之乳》中塑造的形象都是混合生物，一方面是人，一方面是动物，一方面是机器。它们并不试图成为其他东西，而是安于自己的形态。我想在我的策展中也运用这些想法。当然，它们也是超现实主义中非常显著的元素，比如身体的分裂、形变和伪饰。这是一个让我呈现当代艺术家描绘身体和身份转变的切入点。另外我关注的不仅是她描绘的主题和意象，还有她对20世纪身份概念的思考，让她反叛施于她身上的关于女性的陈词滥调。她的一生也是20世纪变迁的寓言。她出生在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从小接受天主教教育，但很快就对其产生了反感。她爱上了一个年纪比她大很多的男人，她俩私奔。然后战争爆发，她不得不逃离她的国家，也精神崩溃，在精神病院里被关了几个月。然后她来到美国，抛下了她的家人和她的所有，后来又移居墨西哥，在那里生活了六十多年，把欧洲文化和她的家庭都彻底抛在了脑后。她试图拒绝当时强加于女性身上的陈规。这也是这个展览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思考将身体作为转变的支点，思考艺术家是如何描绘转型、混合和身份的变化，以及思考我们与他人、环境和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
Q：你是威尼斯双年展历史上第五位女策展人，也是第一位意大利女性。近年来艺术界愈发注重对女性艺术家的挖掘和再发现。在你看来，艺术界在对女艺术家和女策展人的认可和支持上，有哪些方面值得赞许，另外还需要做什么？
威尼斯双年展主席罗伯特·奇库托（Roberto Cicutto）(左)和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塞西莉亚·阿莱马尼（Cecilia Alemani）
A：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没有一个直接的答案。我的视角是作为一名20年来主要在美国工作的策展人。意大利和欧洲的同事经常会问我这个问题，因为美国和它们有着不同的步调。美国的情境对许多人来说可能很激进和极端，但我认为很实际。比如你必须有50%的女性代表，或者在博物馆馆长职位最后一轮的面试中，必须至少有一个有色人种的候选人、至少有一个女性、至少有一个残疾人等等。我理解为什么有人认为这非常刻意，但我确实看到了成果。过去几年中对种族和性别的考量已经成为讨论博物馆人员任命，展览中艺术家的选取，和团队构成的必须。这让人欣慰，也是非常有效的。我没有在欧洲或是我的祖国意大利看到类似的情况。你翻开一本意大利杂志，依然能见到有人在2021年仍举办一个只有男艺术家的展览。我很震惊这依旧在发生。我不喜欢“配额”这个词，意大利有“粉色配额”这个说法。但我确实认为它改善了美国的文化。而接下来的挑战在于如何维系它，如何让它自然发生而非强制执行。性别和种族的多样性对我和许多人而言都已非常自然。但如何维持这些研究和努力会是一个挑战。如何使它成为我们DNA的一部分，成为每位策展人在世界各地筹备展览的一部分？归根结底，它要反映我们世界的样子。我不想提统计和数字，但如果我们的世界有50%是女性，我们需要展示并尊重这一点。
Q：身体占据了本次双年展的中心位置。为什么选择聚焦身体？
A：这是艺术家们现在所关心和讨论的问题。身体是新冠疫情的焦点，虽然这个展览并非关于疫情。技术带来了一种两极分化：一方面我们在病毒这样无形的力量前，完全是终有一死的肉身——尽管科技使我们相信我们几乎是不朽的，疾病永远不会这般蹂躏我们的世界；另一方面，在身体的实体性变得如此相关的时刻，我们却不能与他人有任何身体上的关系。我们必须彼此远离，我们也成为了技术和屏幕的未来。所以我看到身体突然成为很多艺术家讨论的中心，既是艺术的媒介也是艺术研究的对象。身体固然是艺术史上恒久的主题，但它突然获得了新的重要性和新的意义。当我谈论身体时，不仅包括对肉体的描绘，也包含身份和种族的议题。它们是我们社会现在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之一。
Q: 你策划了2017年威尼斯双年展的意大利国家馆“魔幻的世界”，在其中尤其关注神话、魔法和仪式，这些元素也体现在利奥诺拉·卡林顿的作品里。本次双年展是否是对2017年意大利国家馆主题更进一步的探索？为什么我们需要关注诸如神话和魔法这些看似非现代和非理性的层面？
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意大利馆“魔幻的世界”（Il Mondo magico）现场，图片来源：TANC
A：我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构思这两个项目的。意大利馆的灵感来自意大利人类学家欧内斯托·德·马蒂诺（Ernesto de Martino）的著作，他对南半球国家的仪式、魔法、口述历史很感兴趣，它更具象。本次威尼斯双年展则更多地从后人类的思潮和哲学出发，比如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罗西·布雷多蒂（Rosi Braidotti）和朱迪斯·霍伯斯坦（Judith Halberstam）等人的作品。她们思考我们如何摆脱人类中心主义，摒弃人类是理性的，是万物的尺度和宇宙中心的观念，并想象和我们周遭的环境建立一种新的关联，包括其他人类、非人类物种和别的星球。这是一种更横向的关系，所有个体都是平等的，没有等级之分，没有剥削，在涉及我们星球的时候没有榨取。同时我也接触到非西方的神话故事、信仰和传说，它们不是我成长环境的一部分，但和那些我在学校里被教授的“伟大的历史”一样重要。我逐渐发掘各地本土的文化和不同的看待宇宙和我们世界历史的方式。本次双年展将它们纳入其中。另外我发现艺术家们也在对这些主题进行探索。疫情期间我基本整天和我的电脑在一起，这让我能和很多的艺术家展开交流，甚至比我可以环游世界的时候还要多。在这不寻常的时刻，利用这不寻常的技术，我反而能与艺术家们进行更诚实的对话，在艺术之外谈论人类的生存处境。当我们的世界正在崩溃时，只谈论绘画也太过奇怪。因此我感到艺术家们的心扉更敞开了一些。我从与艺术家的许多对话中领会到这些议题是他们重要的关注点。
Q：本届双年展的主题和往届相比有哪些相同点或不同点？
A：我试图让这届双年展不专注于特定的某代人。我很喜欢上一届由拉尔夫·鲁格夫（Ralph Rugoff）策划的双年展。不谈展览的主题和框架，但他真正关注的实则是一个特定代际的艺术家，也是我这一代的艺术家，他们的年龄在三十岁末到四十出头。我很欣赏他对这代人的呈现，但这不是我的目标。我的展览将是一个跨代际的展览，会包罗年轻的艺术家、著名的艺术家、被遗忘的艺术家，甚至是死去的艺术家。我试图通过不同的世代来探讨这个主题，因为我总是对将大师和年轻艺术家放在一起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很感兴趣。我也希望给观众提供能建立各种关联的视角，比如探索相同议题的不同作品，一件70年前由利奥诺拉·卡林顿所作，另一件为当代的作品。
“令人不安的缪斯”（The Disquieting Muses)展览现场
Q：2020年在威尼斯双年展125周年之际，你协助策划了回顾双年展历史的文献展《令人不安的缪斯》(The Disquieting Muses)。这份对过去的回望让你对双年展的现在和未来有怎样的看法？
“令人不安的缪斯”（The Disquieting Muses)展览现场
A：我从那个展览中获得的最重要的体悟是：威尼斯双年展是一个古老的机构，它经历了许多毁灭性的创伤和危机。它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其他的大流行病，还有洪水，但它依旧一直在那里。这些危机之后的双年展往往是里程碑式的，比如二战结束之后1948年的双年展。双年展在二战期间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宣传的工具。这届双年展把那些被法西斯主义和纳粹政权取缔的艺术都带了回来，也为艺术在战后的发展提供了平台。在1948年的双年展上，佩吉·古根海姆把她的藏品首次带到了威尼斯，在希腊馆中展出，那时她还没成立她的博物馆。她带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欧洲现代主义艺术的收藏，还有包括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和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在内的多位美国新一代艺术家的作品。因此我感到双年展是一个希望的灯塔，始终屹立在危机之中。它既是一个能够回顾和呈现近况的机构，也是艺术未来发展的跳板。（采访、撰文/赵文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