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个人回顾展即将于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开幕之时，这位美国艺术家谈了谈她作品的政治紧迫性、她对剽窃的回应，以及希望作品能为自己代言的渴望。
©芭芭拉·克鲁格
从某些角度来说，芭芭拉·克鲁格（Barbara Kruger）也许是当今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家。她那些意图打破陈词滥调的作品也像陈词滥调一样巧妙地、以非凡的程度渗透到视觉文化中。她早期的作品如《我买故我在》（I shop therefore I am, 1987）和《你的身体是战场》（Your body is a battleground, 1989）引发了无数的模仿和再创作。
左《我买故我在》，1987年，©芭芭拉·克鲁格 右《你的身体是战场》，1989年，©芭芭拉·克鲁格
但克鲁格的作品绝非单向地向大众产生影响，从作品中可以看出，她不仅是一位创作者，也是一名消费者。她通过作品与其他消费者对话，而后者也会给予反馈——即使是仿作也有这种力量。而且她也知道，艺术家们总是在不断地重塑他们自己的作品。
《无题（大脑）》，2007年，©芭芭拉·克鲁格
《无题（真相）》，2013年，©芭芭拉·克鲁格
她即将在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呈现的个人回顾展“想着你。我是指我。我是指你”（ Thinking of You. I mean Me. I Mean You）会用五块全新的巨型LED显示屏修改她在早期作品中使用的标语，这是一种很巧妙的方式。它们一起用更流畅、更生动的东西——类似于动态表情包，取代了“图标”作为一种静态图像的概念。
“想着你。我是指我。我是指你”，2021年，©芭芭拉·克鲁格
Q&A
《艺术新闻》
专访芭芭拉·克鲁格
《无题（永远）》，2017年，©芭芭拉·克鲁格
TAN：本次展览中还会有一幅壁画，展示了人们对你作品各种各样的模仿。你的作品有了自己的生命，你是否对此感到惊讶？
BK ：我早先的作品有一些是来自我从60年代起作为《Mademoiselle》杂志的编辑设计师时学到的经验，显然那是前数字化时代。那时候人们会翻杂志速度很快，所以如果你有办法让读者在某一页停下来看看或思考点什么，那就太好了。这也是我很多作品能够在数字时代获得另一种生命力的原因，观众可以采取各种形式创作他们自己的版本。
TAN：你是否曾经起诉过侵犯你版权的人？
BK ：我会出现在Redbubble网站上，人们通常在这个网站上设计海报、T恤衫并售卖。有时我的画廊会要求上传者把模仿我作品的设计撤下网站，他们也会照做，因此我并不反对版权保护。但是我没有自己特殊的字体，我也不起诉任何人。我会让所有这些老派的强盗大亨公司做这件事。我认为版权在一定程度上是企业施加控制的委婉表达。还记不记得纳普斯特公司（Napter，首创在线音乐下载、共享服务）输掉了它第一个大官司时，唱片行业却觉得它胜利了这件事？你猜怎么着？它并没有。
TAN：你在1989年华盛顿支持堕胎权利的游行之前创作了《你的身体是战场》。能不能告诉我们这件作品是如何产生的呢？
BK ：那个时候我已经参加过两场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保护妇女生育权利的大型游行了。我们本以为在1973年就应该争取到这个权益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罗伊诉韦德案”裁决中承认妇女的堕胎权，并受到宪法隐私权的保护）但到了1989年还在抗争。于是我联系了美国计划生育协会（Planned Parenthood）和美国支持堕胎权组织（ NARAL Pro-Choice America）并提供了我的合作意向，但其中的一家说我们已经有一家广告公司在合作了。他们不知道我是谁；我也不知道我算什么小角色。因此我自己印刷了这件作品，和我在惠特尼独立研究计划（Whitney Independent Study Program）中的同学四处奔走，在整个曼哈顿开展聚集——张贴它们。
当然，这件作品放在今天依然很紧迫，并且仍在被使用。就在今年，它被用于印度一个关于女性月经的项目（叫做“卫生第一”）。印度现在正面临一场危机，不仅仅是新冠疫情，还有基于贫困、阶级、种姓和性别的歧视。所以他们找到我，想用《你的身体是战场》作为创意模板。这是一个公开谈论女性身体和卫生产品供应的运动。
TAN：你一定经常在为公益事业创作或捐赠作品。
BK ：我每个月都会收到几十封申请的电子邮件，但我不可能做出那么多作品。你也许知道，我没有助手。只有我一个人工作。
TAN：就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前，你为《New York》杂志设计封面，在特朗普的特写照片上你打上了一个写着“失败者”红条——用他侮辱人最爱用的词来侮辱他。
BK ：你说到点子上了，我当时就在思索他一生中最害怕的词。这绝不是对选举结果的预测。我觉得他不可能输。他的节目《霍华德·斯特恩秀》和《飞黄腾达》我看了35年，我知道他的能力，也知道他擅长做什么。共和党人当时正值怒火中烧的时候，他们也知道如何表达愤怒，而民主党就没那么多善于辞令的人了。
选举问题封面.Barbara Kruger 为纽约杂志创作的艺术品.Mark Peterson摄
TAN：是否有政客曾请你帮他们宣传？
BK ：并没有。我不愿意为任何特定的竞选活动制作海报，这会限制作品的内涵，同时我对如何选择候选人也有困惑。2016年，我做了一件印刷作品，和其他艺术家一起为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筹集资金，我引用了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的话：“煽动者的秘密就是使自己和他的听众一样愚蠢，以便他们相信他们和他一样聪明。”但这不是宣传克林顿的海报，而是为了贬损唐纳德·特朗普。
TAN：你的作品经常被拿来和珍妮·霍尔泽（Jenny Holzer）的一同讨论，因为你们都围绕着权力滥用这个主题做创作，以及对语言的兴趣，也通过海报或贴纸等材料使你的作品易于理解。你的作品和她的作品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BK ：我们对权力如何在文化中流通、如何给予某些人又隐瞒其他人这些方面有共同的理解。所有这些类别，像是“图像一代”和挪用艺术，我都不能忍受。直到大都会博物馆（“图像一代：1974-1984”，2009年）的那次展览之前，我从来都不是“图像一代”的一员。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我更接近珍妮的表达方式。我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一件件作品的视觉差异，也存在于我长期以来对图像复制的投资。
TAN：你要求我们不要刊登你本人的肖像，我觉得这是女权主义的反抗。但我想直接问问你，这对你来说有什么利害关系呢？
BK ：如果我的形象或照片必须得被印在一篇文章中，那我一点也不愿意。网上到处都是照片，这可气死我了。
我有会写作的朋友，他们把推特和Instagram当成公关的工具，在上面发：看这是我读的书，这是我吃的美食，所以这就是我。但我死也不愿这样对自己。真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需要。撰文/Jori Finkel，翻译/杜竞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