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阿尔贝托·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雕塑作品的美来最于不断地在最极端的遥远和最近乎熟悉之间的徘徊：这永无休止的反复来回，也让雕塑们仿佛处在动态之中。”
法国评论家、社会活动家让·热内（Jean Genet）
曾经这样评论贾科梅蒂的作品
路易威登北京Espace文化艺术空间的新展“阿尔贝托·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正在北京举行，将持续至9月26日，展览展出路易威登基金会珍藏的八件贾科梅蒂杰作，是属于路易威登基金会的“Hors-les-murs”（墙外）项目之一。
阿尔贝托·贾科梅蒂出生于瑞士的一个艺术之家，父亲乔凡尼·贾科梅蒂(Giovanni Giacometti)是一名“尊重古典”的新印象派画家，贾科梅蒂从小在父亲的画室得到了相对传统的训练，因此“写生”对于他来说是一项再自然不过的练习。
BUSTE D’HOMME 男人头像（劳达尔 II），
1964-1965年左右，铜，Susse 铸造厂，
57.8 x 37.2 x 25 cm
但少年贾科梅蒂很快意识到自己所看到的与别人不一样。他曾回忆自己在父亲画室中画静物写生，几个梨被他越画越小，父亲给他修改到“真实等大”，但在接下去画的时候，梨又被他画小了——“确切到毫米”。在父亲看来理所应当的“真实等大”在贾科梅蒂这里变成了令他苦恼的问题，他不明白“真实等大”是如何做到的，因为在他的眼里，事物要“小”得多。
TROIS HOMMES QUI MARCHENT 三个行走的男人，
1948年，铜 深褐色铜锈，Alexis Rudier 铸造厂，
71.1 x 40.1 x 4.5 cm
这一“真实”视觉的问题是如此地困扰着贾科梅蒂，以至于在巴黎大茅屋美术学院经过“学院派”的训练之后，他仍感到依据古典视觉法则去画画或做雕塑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所以在1925年放弃了参照现实的写生方法。而这同样成为他在十年后会脱离超现实主义、并再次回到以真人模特为参照对象的“写生”创作的起点。在这一时期，贾科梅蒂重新找来模特做头像写生，原本他以为这只是创作的准备练习，但却在面对模特的写生中重新发现了多年来一直困扰着他的视觉经验的“真实”问题。通过持续不断的写生和以此为基础的艰难探索，他渐渐意识到，在看一个人的时候，真实的视觉包含了在空间中的特定角度和距离，而古典主义艺术之所以将事物塑造为“真实等大”，是因为它并不是“对事物直接的、有情感的观看，而是一种理性的重新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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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主义者的行为与其说是画家，不如说是科学家，乌切洛对透视定律的研究和达芬奇对解剖学的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抵达的结果不是一个人所拥有的视觉，而是对人体的理解”（贾科梅蒂，《与Y·泰兰迪耶的对话》，1951）。在贾科梅蒂看来，人们对视觉真实的认识是以文艺复兴为分水岭的，从那以后，在绘画或雕塑中理解“真实”往往都需要透过一些“屏障”——也就是通过古典主义或是学院派的法则来判断真实。这正如他在晚年回顾自己重回“写生”时所遇到的困难时所说的：“在我与模特之间有太多的雕塑”。为此他必须打破所有的陈规，踽踽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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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后来不同时期的“写生”创作中，贾科梅蒂也借鉴了古代艺术风格化的特征。在他看来，古埃及艺术更真实地呈现了观看者的视觉经验，这种风格化的呈现是一种现实的等同物，可以帮助他彻底摆脱自然主义。“我以新的方式理解了一个非常古老的现象。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作品越真实，它就越有风格。奇怪的是风格并不是外表的真实，我发现与我在街上遇到的任何人最相似的头像却是最不现实的头像，是埃及、中国、希腊古风或迦勒底雕塑”（贾科梅蒂,《与A·帕里诺的对话》，1962）。事实上，越过西方文艺复兴而向更早期的人类文明和古代艺术去追溯，是20世纪诸多先锋艺术家都在关切和探索的课题。这一课题不是简单地回溯传统，而恰恰是要彻底摧毁自文艺复兴以来统摄西方几个世纪的理性主义视觉传统和观看机制，从而建构起一种全新的现代主义意义上的“真实”：比如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将非洲艺术粗旷和直接的造型力量引入绘画；布朗库西的雕塑则吸取了基克拉泽斯艺术的简洁形象和几何轮廓。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思潮中，贾科梅蒂从古代艺术里找到了真实的来源和富有生命感的视觉能量。
TÊTE SUR TIGE 杆子上的头像，
1947年，铜和石膏，
52.6 x 20 x 16.2 cm
可以说，通过“写生”的创作方法，贾科梅蒂从早期的前卫艺术实验中“退后”了一步，用看似传统的方式来重新探索视觉的真实和世界的真实。这种真实既不是古典艺术法则下的再现现实，也不是其同时代的抽象或前卫艺术所追求的精神现实和形式本质，而是人存在于世界之中、活生生地感知和经验这个世界的真实。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家萨特在贾科梅蒂身上看到了“存在主义的维度”。在这一传统与前卫的非线性维度中，贾科梅蒂成为现代艺术史上一个被难以被归类的艺术家。
在《艺术新闻》的专访中，路易威登基金会主席贝尔纳·阿诺（Bernard Arnault）的顾问兼路易威登基金会管理人让-保罗·克拉维耶（Jean-Paul Claverie）与我们畅谈了基金会的贾科梅蒂收藏，以及路易威登基金会的收藏理念与规划愿景。
曹丹 现代传播艺术平台总裁&让-保罗·克拉维耶
Q：几年前，贝尔纳·阿诺先生在接受我为现代传播《周末画报》所做的采访中提到，他希望能在中国展出路易威登基金会收藏的贾科梅蒂作品，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了。
A：是的，贾科梅蒂是我们收藏的主要艺术家之一，阿诺先生和LVMH集团也是十多年前蓬皮杜中心举办的贾科梅蒂回顾展的赞助人。基金会在巴黎落成时，阿诺先生的部分贾科梅蒂藏品曾被展出。约五年前，“Hors-les-murs（墙外）”项目成立，我们在路易威登海外各个空间里展出基金会收藏的作品，举办贾科梅蒂作品展的想法也随之被提上日程。北京这个空间像个博物馆，非常适合于举办这类展览，而我们很高兴这一想法能在今年四月实现。这次展览将呈现我们从贾科梅蒂藏品中甄选出的八件重要作品。我想，对于中国公众来说，与这位享誉世界的艺术家的作品进行对话，是一种走近贾科梅蒂的积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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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基金会是在何时、在什么样的契机下收藏了贾科梅蒂的作品？
A：基金会的贾科梅蒂收藏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建立起来。拥有这些作品并非像是通过目录去选购那么容易，是一些收藏家的逝世和遗赠才使得它们能够进入基金会的收藏。
路易威登基金会北京空间
Q：“墙外”项目在世界的不同地区展出了基金会收藏的作品。北京路易威登空间于四年前落成，曾展出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理查德·普林斯（Richard Prince）、菲利普·帕雷诺（Philippe Parreno）等重要艺术家的作品。路易威登基金会对北京的空间在未来几年有着怎样的规划？
A：我们刚刚在巴黎结束了辛迪·谢尔曼（Cindy Sherman）的个展，她在基金会收藏中占据显要位置。所以谢尔曼的项目可能会成为下一步的计划。基金会还曾举办过一个夏洛特·佩里昂（Charlotte Perriand）的大展，这也可能是接下来的计划之一。除此之外，基金会的收藏所囊括的上千件作品都将是北京空间持续的项目来源。
路易威登基金会，由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设计
Q：2014年，由美国著名建筑师弗兰克·盖里设计的路易威登基金会开幕。令人印象深刻的展览不仅包括史楚金（Shchukin）收藏展这样的现代艺术展，还包括了让-米歇尔·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这样的当代艺术家展览。基金会的负责人是如何进行决策的？如何能让基金会保持对于文化多样性的开放态度？
A：除了您提到的例子外，我们还曾策划和展出过关于中国青年艺术家的展览，其中部分艺术家是首次在中国之外展出。方案是如何制定的？首先，它们往往都是被阿诺先生所肯定并且是他希望实现的项目；其次，也有些项目是阿诺先生和我共同决定的，比如史楚金和让-米歇尔·巴斯奎特的展览都是我的提案，它们同时也符合基金会及其主席阿诺先生对艺术的态度。此外，基金会在未来几个月内马上要举办俄国现代主义艺术收藏家莫罗佐夫兄弟（Morozov）的收藏展。正是因为与艺术界及一些大博物馆建立了非常牢固和特殊的关系，我们才得以组织这些史无前例的活动。史楚金收藏展从未在俄罗斯以外的地方被展出过。莫罗佐夫的收藏也是如此，这将是它在世界范围内的首次亮相。所有这些独一无二的活动都反映了基金会对国际艺术生活做出重大贡献的承诺。
巴黎路易威登基金会举办大型“本土，激流和嬗变下的中国艺术展”
Q：您刚才提到2016年围绕中国艺术家举办的展览“本土”，基金会对此是否有后续的计划？
A：这是一场聚焦中国当代艺术家及其年轻的艺术图景的展览。参展的很多作品都属于基金会的收藏，它们当然会被再次展出。将我们从巴黎观看中国当代艺术的视角带到北京，并在北京的公众中建立对话，将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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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020年的疫情给全世界的艺术机构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和挑战。在这段时期，路易威登基金会是如何保持与公众的联系的？
A：不幸的是，在疫情下基金会被迫关闭大门，因为法国所有的文化场所都关闭了。但幸运的是，在这个时代，我们能和新技术共同生活，尤其是通过互联网，为我们的文化活动建立了线上入口。同时，得益于我们所保存的基金会所有的影片、档案和记忆，我们能够在线上分享一些曾举办过的音乐会、展览和讲座论坛。这样的安排使得法国和国际的公众能够与基金会的活动保持对话。虽然这种线上的连结并不能取代真实的感受，但它能让我们保持联系，并且认识到这是一个能够连通我们所有人的新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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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您在文化界和商业界的经历是否能让您预见到渡过这场危机的希望？
A：我想是的。如果想渡过危机，就会更加渴望情感和相遇，但同时也要采取防护，因为事情要一步步来。我对渡过危机抱有乐观的态度，是否能好好把握它也取决于我们在公共卫生层面所逐渐取得的进展。危机能让我们重新思考，并更好地作出准备，与全世界的公众展开新的探索和交流。
采访/曹丹
翻译/游伊一
撰文/王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