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城市环境里人人都几乎可以接触“艺术”，但大多数人又几乎对艺术熟视无睹的环境中，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到博伊斯在70年代所说的艺术界被引用的最多的一句话—— “人人都是艺术家”。 艺术是用特定的标准来衡量的吗？当代艺术与古典艺术看待“艺术”的眼光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有些人身上艺术的开关是关闭的，又如何打开它？在一个高速发展，消费文化盛行的时代，艺术能带来什么新的启发和维度来理解和介入我们身处的社会？
张志伟个展“二零二零”现场，图片来源：誌屋
在今天重提“人人都是艺术家”，艺术家和艺术传播者会以什么不同的方式来阐释和实践这个理念？在艺术家张志伟全新个展《二零二零》在上海ZiWU开幕之际，艺术家徐坦、张志伟与现代传播的创始人与董事长邵忠，以自身的思考与实践，对以上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这个开放式的谈话，开启了对于现有的艺术体制、艺术教育和惯性的艺术思考的持续追问。
打开每个人被压抑的艺术开关
艺术可以成为自我表达的通道
艺术家徐坦曾经在旧金山做过一个社会研究，他带着十几个华裔高中生去了一趟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但这些华裔学生从来没来过这里，后来又带他们在旧金山MoMA看了杜尚、马克·罗斯科等现代主义艺术家的作品，这些学生当时都愣住了，包括带他们的另外一个华裔老师——一位斯坦福的硕士也没来过这些美术馆。“在我们这个社会是绝大部分人跟艺术毫无关系，那也就是说他／她的那个功能未被打开过”。
艺术家徐坦，图片来源：录像局
徐坦认为，所有的人都有艺术的基础，人的意识系统里包含了美学性的基础，对“美学感知”的需求会一直跟随我们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但实际情况是大部分人“除了过日子以外也并没有意识到艺术的存在。”每个人都有艺术的天分或者都有艺术的潜质，“但很多人头脑里的这个开关给关住了，未被打开也不会打开，也没有打开的愿望。”徐坦经常到乡下做调研，调研后把跟农民的谈话拍成作品拿到各地展出，但最后一站他会将这件作品带回到这些农民家里去，在此次谈话的次日，他要把两个录像带到韶关一个农民家里，“也许他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东西叫艺术。但不是他们没有艺术细胞，只是被压抑了。” 而对张志伟来说，在他成长的几十年中，中国和世界接轨一步步发展到现在，已经在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他也曾是一位成功的银行家，但他同时也看到，经济上去了，但社会和生活环境却出现了太多的问题，“我内心产生了想表达对这个社会的看法，有人写文章来评论”，而他“选择了用绘画”来发言。
艺术家张志伟在其个展“二零二零”现场，图片来源：誌屋
在从事了多年银行家的工作之后，他开始专心画人像，“我觉得这个社会有很多现象并没有表现出来，特别是广大底层人物，他们的想法没有表现出来。我希望用绘画来表现对他们的一种关注。但是我一个人的作品是有限的，我只是努力去做。”他也想以此描绘出“我们这一代人的面貌、这一代人的形象、这一代人的思想、这一代人的思维”。
作为张志伟多年的朋友，也是张志伟此次个展的策展人，邵忠看到了他和他这一代人所身处的社会变迁和自身的成长，在开改革风气之先的广东，张志伟从金融家到转身成为艺术家，“并非是自娱自乐，更多的是面向社会、面向底层的表达，也从中可以看到社会状态和社会情绪，这些作品后面还是他的价值观”。而通过艺术进行更多的社会联结，也是在ZiWU举办面向公众的展览和讨论的意义所在。
誌屋对话现场，从左至右：现代传播创始人及董事长邵忠、艺术家张志伟，图片来源：誌屋
你想做什么比你被训练成做什么还重要
激发艺术自我教育的能量
在广州摸索出体制外艺术教育的一套思维方式和方法的黄边站，是黄小鹏与徐坦在2013年创立的。“当时是想建一个体制外的艺术中心、艺术机构和教育机构”，徐坦提到，他们认为可以做的教育探索可以分为“教育”和“自我教育”。教育是由美术学院的一些系统延伸过来，在体制外这个光谱会比较宽广。关于“自我教育”，“我们会发现在这个社会里，实际上你想做什么比你被训练成做什么还要重要，自我教育和一个人明白自己的社会权利和责任是相关的，当你能够表达自己的公民权利、公民意识的时候，这种主动的表达恰好与艺术家自己想做艺术的表达愿望很相似、很一致。自我教育就是要开启这种能量。”
黄边站当代艺术研究中心，图片来源：黄边站
徐坦提到在体制之外进行艺术教育探索的途径。没有专门在美术学院学习过的张志伟则对所谓的“素人艺术家”有不同的看法，“艺术圈里说那些没有受过艺术教育，或者没有经过科班学习的人叫素人画家。”对于这种差别性的称呼，张志伟反问，“中国古往今来真正好的艺术家，例如八大山人，他的一生颠沛流离，后来还削发为僧，八大山人上过美术学院、受过艺术教育吗？没有，他不就是一个素人画家吗？”
邵忠提到，现在所谓素人画就是业余的概念。但是什么是素人什么是专业？并不是某个大学某个学科毕业出来，就是专业。他希望通过张志伟的展览重新来看待素人和专业的简单划分，撕掉这些常规的标签，而重新“通过当代艺术解放自己”。
不要在当代艺术去寻找技巧
当代艺术的重点在哪儿呢？
是对世界有独立的看法
回看1917年杜尚所创作《喷泉》（Fountain），它除了被视为达达主义最具代表性的艺术作品外，同时也是现代艺术发展中标志着重要转变的作品，这件作品带来的关于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的讨论，在一百年之后的今天，也依然不过时。参加多个国际大展的徐坦认为，传统艺术和当代艺术的差异在于，当代艺术更在乎你对世界有不一样的独立的看法。当代艺术也是社会实践性的艺术，这是一个世界观式的改变，也是现代主义到当代主义的一个转折。最关键的是问题意识，当代艺术的重点在哪儿呢？是对世界有独立的看法，并且将这种看法付诸充分的实践。
张志伟提到，在中国的教育中，缺乏对于艺术的欣赏和思考的培养，博伊斯做的《油脂椅》，是一堆黄油做的雕塑，就像一摊烂掉的黄油融化下来，并不美，但它与德国所经历的最残忍最不人性的历史有关，让人记住这段历史，然后反思这段历史，改变自己。我们的教育实际上却少这样的引导和相应的环境。 “在座的诸位可能包括我，可能早期的成长都经历过中国物质相对匮乏的时代，不管是物质匮乏还是教育资源的匮乏，现在物质社会非常丰富了，在经济层面，文化生活层面看起来非常活跃，但是其实也有它内在的单调。”张志伟说，之所以在50岁之后，开始不断的画出那些多样的面孔，是想表达他对这个时代问题的看法。
张志伟个展“二零二零”现场，图片来源：誌屋
邵忠回想起自己从小学画但最终放弃的经历，不愿意接受传统艺术教育的规训，很多人身上的艺术“开关”没打开，是因为长期以来“所谓标准的要求”阻碍了个人与艺术的联系。策划张志伟的展览与展开这场谈话，就是希望离开这个常规的道路。“当代艺术是由内而外的，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能反观自己、观察社会。” 邵忠提到，现代传播一直倡导用艺术去重建社会，艺术既是一个发现美的过程，但本质还是提出问题，让人去思考。不论是徐坦以进行社会调研做艺术，还是张志伟将眼光和画笔投向社会，都让人去思考我们现在面临着什么问题。
当你拿起画笔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少年
如何以越界突破结构性的压抑
1979年就到广州美术学院学习油画的徐坦说，“我们那一代人是在一种发展主义的眼界里成长的，希望找到不断促使人前进的能量，对我来讲很重要的就是对世界的独立的看法”。2011年他在深圳做了一个个展，两个月里他每天都跟来宾谈话，总共进行了将近五十场谈话，“你这哪叫艺术呢，你这不就是讲话吗？”有人质疑他，“但是我当时有一个概念，我觉得谈话是一种行为艺术，我脑子里常常浮现苏格拉底在公共场合和人谈话，这是一种令人兴奋的艺术场景。过了九年，我们现在整理所有这些对话，我就开始要写作了——我想我在越界。艺术是包含两个最重要的要点，一个是感知，另外一个是美学。作为一个艺术家感知世界和其他学科的人是不一样的。我能像一个社会学家那样写作吗？有一点是很重要的，无论你有多老，一个艺术家用笔写作的时候你要像一个看到皇帝新衣的少年。这个社会太多皇帝的新衣了，假知识、假概念，大家建立在假的概念上还要互相讨论，还要闹的不可开交。”“有一种直接就去到艺术核心的道路，那就是做那个面对着皇帝新衣的少年，不要犹豫这一点。为什么呢？你不是一个长期被训练在体制里耗费很久的写作者，当你拿起笔（或者画笔）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少年。”
“中国几千年的变化就在我们这一代人发生。从农耕时代到工业时代，现在进入到信息时代，前人的历史快要被遗忘了，村庄没有了，骑楼没有了，生活方式也没有了，文化也没有了，剩下的就是拼命的商业和娱乐，在这样一个时代，所以我们有责任通过艺术、通过文化来告诉后人前人的生活方式、物质生活和他的精神生活。”张志伟则希望去进行跨越时代和时间的表达，来实现对于现实局限性的跨越。 如何摆脱见识跟认知的局限性，从而与时俱进？邵忠认为：最重要的是保持好奇心，如果一个人失去了好奇心，做什么都很困难。要做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保持正面的思考。超越来自于自我的提升，去找到真正的边界才能进行跨界，去做不一样的事情。他谈到文艺复兴不只是绘画方式的改变，更重要的其实是科技的改变，以及当时对宗教黑暗的反抗，艺术是其中的重要的遗产，这才是全部文化的价值所在。
重提 “人人都是艺术家”
每个活着的人都可以成为社会有机体的创造者
徐坦2019年在广州扉美术馆做了一个展览，他邀请了很多不是艺术家的业余人士共同来做这个展览，在他看来，“人人都是艺术家”是让人人都有权利过上享有、或者贴近艺术的生活，还可以理解为，通过实践，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更好的理解艺术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的一种行动，而并非是一定要当艺术家。
由徐坦于2019年在广州扉美术馆发起的“农、林之路 竹、丝之岗”展览，让公众参与种植，图片来源：扉美术馆
徐坦从当代艺术创作资源的逐渐匮乏谈起，“当代艺术很重要的是要发现，看到世界，用新的视角去看到，但在艺术圈待久了还有什么新的眼光吗？我们每天面对“匮乏”。现代主义绘画的形式、语言，从梵高到现在，100多年了，似乎什么都画过。上个月我参加了一个批评家们的圆桌会议，大家都谈到为什么艺术批评这么难做呢，什么新东西才出来两个钟头别人就漠然处之了。我想这本身是由于现代主义以来积累的那些资源被耗尽了，资源库被耗尽了，老待在艺术圈里，又没有别的生存经验，会感觉很匮乏。我们要想获得新的视野，应该到社会去。”所以“人人都是艺术家”，还意味着在实践中要尊重每一个“素人”的想法，这些不是专业的艺术家们，“他们产生的虽然不是职业艺术家的想法，但是确实有一种非常好的苗头在里面，要鼓励它，鼓励它把它长得更茁壮，这样共同成长了以后确实可以带来很不一样的一些东西。”
张志伟则谈到他眼中的“艺术家”，首先是“一个思想家，一个社会了解者”，有价值取向和价值见解，“画家不等于是艺术家”，否则重复唐宋元明清，重复老祖宗，重复自己，模仿别人，天天画的都是一样的，实际上不是艺术作品，仅仅是一个装饰品。
誌屋对话现场，从左至右：现代传播的创始人与董事长邵忠、艺术家张志伟、艺术家徐坦，图片来源：誌屋
邵忠则认为，如果以成名成家这种功利的角度来衡量艺术家这种看法本身是有问题的。仅仅是从字面上看“人人都是艺术家”，真善美中艺术的“美”是的基本，回到人的基本点，艺术最后通向的还是自由、自在和自我。“现在媒介非常发达，微信上都可以随时做展览，在不同的时代，‘人人都是艺术家’这个话题本身也可以常谈常新。”“对于博伊斯而言，一切的创造性思想都是艺术”，艺术批评家乔纳森·费恩伯格曾这样评价。1973年，博伊斯曾经再次解释了他最著名的短语背后的想法：“只有艺术才能消除衰老社会体系的压制性影响”,而每个活着的人都可以成为社会有机体的创造者。
绘画作为社会介入
张志伟访谈
张志伟笔下的人物画，视频来源：Nowness
《二零二零》是艺术家张志伟落地上海的首次个人展览。展览以张志伟个人的纸本创作《2020》展开续篇，《2020》取材于日常生活，描绘众生百态，大量的肖像用简化、浮夸、不规则、浓烈的色彩、律动的线条和张扬的笔触，在朴素的旧门窗所制成的画框中未囿于直观的感受和视觉，更跳脱出绘画的束缚，仿佛建筑物各色的门窗背后社会的缩影。
“张志伟的作品，从主题看，多以人物形象为表达媒介。他的画中人物，总是有一种表情的盯视感，在迹近疯狂的外观之下，内含静宁甚至沉默，无言地面对着自身与世界的遭遇。”评论人杨小彦写到，“他的所有作品聚集在一起，互为镜像，彼此啸叫，在现场形成一种奇特的气氛。他的作品的意义，就在这一啸叫的气氛中得到了真正的张扬，从而使悲怆获得了一种形状，从而直指人心。”
张志伟&玛丽·罗兹（Marie Rauzy）,《飞向美好》，2019年，图片来源：誌屋
此次展览不仅带来了张志伟的个人作品亦展示了他与保罗·塞尚（Paul Cezanne）重孙女、艺术家玛丽·罗兹（Marie Rauzy）的联合创作。两个创作方法截然不同、语言不通的艺术家在一起合作，相互激发碰撞，形成了没有翻译在场的 “隔空交流”。在合作过程中，基本都由张志伟先画（通常是人物），玛丽再往上补，过程中他们之间会交换想法。张志伟提及“她的色彩、用笔、物体和物体之间的衔接、人和画面之间的衔接以及松弛，给我的感染力是很大的。” 玛丽虽然不能完全理解张志伟绘画背后涉及的社会现实话题，但她能够从肖像中的色彩、笔触感受到对方的情感，从这种情感出发来工作，两位艺术家合作画的“游戏感”，在于通过感性的书写展开灵性的对话，但所有的话题皆关于悲悯之情。
张志伟&玛丽·罗兹（Marie Rauzy），《人脸与天使》，2019年，图片来源：誌屋
下文是展览开幕前，现代传播艺术平台总裁曹丹对张志伟所进行的专访。
曹丹：你最早接触艺术是什么时候？受到谁的影响？
张志伟：我受到父亲的熏陶，我十二、三岁开始写书法，一直写到二十六、七岁。然后真正从事绘画是近15年的事，在这15年中，我对这个社会的了解和感受有了一定的积累，经历了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事情，所以我就想用绘画把自己内心对这个社会的看法表达出来。在工作期间，由于出国考察比较多，我去过世界很多地方，特别在90年代。我记得那时候去法国、意大利、德国，看当地的美术馆以及很多世界顶级艺术家的作品，让我知道原来通过绘画能够把自己内心的看法表达出来。因为以前是没有这种感觉的，自此以后就给我一个很深的触动，让我知道可以通过绘画表达思想。
曹丹：你曾经是特别成功的银行家，后来又自己做过企业，为什么在你51岁的时候决定完全投入到艺术创作中？
张志伟：我参加工作以后比较忙，所以没有精力，也没有想到去画画、做艺术。但到了五十几岁以后，我慢慢工作变得轻松了，再加上工作阅历、工作积累给我很多感受，就想把心里的话、对社会的看法，以及我们这个时代人物的面貌画下来。在那个时候，突然想起来画画，开始画人像，就一直画到现在，偶尔画点风景，但主要还是画人。画人的目的，实际上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社会有很多现象并没有表现出来，特别是广大底层人物，他们的想法没有表现出来。我希望用绘画来表现对他们的一种关注，帮助他们提高在社会上的地位，或者得到更好的生存环境。但是我一个人的作品是有限的，我只是努力去做。
曹丹：你认为自己是素人艺术家吗？
张志伟：素人这个问题我可以讲一下。最初我并不知道“素人”真实的含义。后来我才知道实际上是艺术圈里，说那些没有受过艺术教育，或者没有经过科班学习的人叫素人画家，所以我就感觉到，这实际上是他们对非专科或者是没读过美院的人的一种称呼，带有歧视或贬义的意思。我很纳闷，为什么叫“素人画家”呢？我知道很多艺术家，他们也很想当美院副院长、院长，很想当画院的院长、美协主席，实际上这些职务都是做干部、当官了，但是他们特别像挤火车一样想挤上去。他们也不是干部，没有学过行政管理、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但是他们仍热衷于做一个“素人干部”。反过来讲，我感觉对素人的这种评论，实际上是一种对真正的艺术家的一种排斥或者一种打压。
我想过中国古往今来真正好的艺术家，例如八大山人，他是明朝皇室的后裔，在他很年轻的时候，明朝被清朝打垮，后来他削发为僧，然后他的画到现在看来还是最好的。有人把画家分为六类，画家、名家、大家、大师，然后就到了巨匠，最后到魔鬼，在艺术家里真正的魔鬼就是八大山人，那八大山人他上过美术学院、受过艺术教育吗？没有，他不就是一个素人画家吗？你再说梵高、齐白石，哪个不是素人画家呢？所以这个问题本来就不存在。
我感觉这种对素人画家的称呼是一种对艺术的垄断，对艺术的一种打压。我感觉艺术作品最需要的是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一个思想家，他会对社会进行思考，有充分的阅历，对社会有清晰的认识，反过来他的作品才真正能够带有思想和文化的先进性，它的作品才有力量或者才有存在的价值，否则的话大家都在重复自己的作品、重复别人的作品、模仿别人的作品，然后天天都是画一样东西。实际上那个东西，我觉得就像工人生产产品一样，是没有多少价值的，但它有一种装饰的价值，并没有一种作为艺术品的价值，可以说它的思想价值、社会价值是很少的。
曹丹：我们看到你绘画作品的时候，了解艺术史的人可能会联想到一些西方的艺术家或流派，有人会联想到蒙克、贝尔纳·布菲(Bernard Buffet)或者培根，还有德国表现主义。在你的绘画里，我们看到你对现实存在着愤怒情绪或者某种批判。评论家杨小彦写过你的绘画里有一种“社会介入”，你希望通过绘画表达什么样的一种观点，或者是什么样的“社会介入”，你希望让观者通过这些人物肖像看到什么？
张志伟：实际上我们这个社会是有很大的进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有很大的发展，从国民经济，从整个社会生活和物质供应上都是有巨大的发展，但同时也产生了很多问题，实际上是众所周知的，很多问题甚至影响到食品安全、个人合法财产的保障，还有很多个人的权利，都得不到很充分的重视，所以问题的存在跟社会进步给人类带来的幸福是并存的。这种并存，对于大众来讲社会应该改变，应该变得更好，对人不利的东西逐步减少，更公平、更幸福。所以每个人在争取幸福的过程当中，他必然会碰到很多主观的、客观的、或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排斥甚至阻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追求幸福，碰到挫折必然痛苦，痛苦是人的真实情感。而我自己在整个成长或工作经历及阅历方面，我也深深地感受到我过去的工作关系中，社会处于高层的人与普通民众间的距离和差异。
我画画的目的实际有三个，第一，对这种现象，我心里急于想去改变这种现象。第二，通过这些作品，我希望我们的管理者在他的职权范围内，能够为民服务、改变人的生存环境、为人们的幸福创造更加便利的渠道。第三，我也很想把我这一代人的面貌留给后人，包括我的父辈和我的孩子，这样跨度就有100年了。在这100年里，如果我将来能够画到1万幅画的时候，有1万个肖像、1万个人的面貌或者他的身体行为，这个时候实际上就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人真正生存环境上的面貌，把它们留给后人。把我的三个想法连起来，实际上就是一种记录当前人们面貌的愿望，这就是我绘画的初衷。
曹丹：为什么你喜欢画人的脸？他们都是从哪里来的？
张志伟：人的脸实际上是最代表人的。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脸是他的表情，实际上整个人的情感都是通过脸部，当然还有身体语言，但主要是通过脸部表情表现出来的。所以我画人的脸就是画他的面貌。但是实际上我每一幅画的脸，很多人头不是完整的，也不像照相馆拍出来的标准照那样中规中矩。因为我感觉到，一旦完整或中规中矩就把这幅画锁死了，情感表现不出来，只有通过一个局部、通过夸大、通过描述细节、通过五官的对比，会更有利于表现我自己内心的想法。至于作品的原型或选材，他们大多是我们天天在马路上、在菜市场、地铁都会看到的人。这些关于真实的人们的记忆都是刻在我内心深处的，所以很多时候是没有原型来创作的。我不会说刻意地去画某个人，几乎很少。
曹丹：你作品中很多都是悲哀的面容，但现实生活中你是不是蛮乐观的一个人？
张志伟：对，我是很乐观一个人。所以我自己对自己是有信心，然后对社会的发展进步也是有信心。我画这些东西是基于我自己的内心，我认为现在需要改变的事情太多，比如教育、医疗、食品、空气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人们生活优质和劣质的直接来源，所以我对这些很忧虑。在画作中表现出来的是很多中下层人们的生活，他们的情绪，他们的愿望。
二零二零
Modern Studio
展至2021年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