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2013，板上油彩
Vår表演现场，图片来源：pinterest 《瓦尔》
（Vår）的构图具有令人难以忘怀的冲击力，画面中的两具躯体紧紧抱合在一起，前方搂着深棕色衣服人物腰部的那只手臂上露出大大小小的神秘纹身，两人的头上罩着一层白纸或者布袋。毫无疑问，两人正在深情地拥吻着。这两个人是来自成立于2012年的丹麦乐队Vår中的Loke和Elias，乐队成员们分别来自两只不同的乐队——Iceage和Sexdrome。而在《我看到的美妙一幕……（罗恩格林与乔纳斯・考夫曼）》（What Wondrous Thing Do I See… (Lohengrin, Jonas Kaufmann)）中，艺术家同样描绘了歌剧中的两位主人公接吻的一幕，而其中的男主角，以瓦格纳歌剧而著名的德国男高音歌唱家Jonas Kaufmann，眼神投射出敏锐的戏剧性和独特的孤独感，使人难以忘怀。
《我看到的美妙一幕……（罗恩格林与乔纳斯・考夫曼）》，2011-2012
罗恩格林与乔纳斯・考夫曼的歌剧剧照及现场，图片来源：operawire.com
这两幅绘画所表现出的深情，是伊丽莎白·佩顿（Elizabeth Peyton）笔下最典型的气质。正在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后称UCCA）的展览“伊丽莎白·佩顿：练习”作为艺术家在中国的首场个展，囊括了佩顿过去三十年创作的一系列素描、版画、绘画等作品。在这场展览中，既可以看到她挚爱的古典艺术和历史文化人物，也可以看到她身旁最亲密的人，仿若一场“永恒回归”，不仅展现出佩顿对身边人们深刻的浪漫之爱，也将我们带回90年代纽约那个在经济不景气背景下仍然充满实验活力的艺术世界。
“伊丽莎白·佩顿：练习”展览现场
摇滚乐迷画中“冲动的爱慕”
《Alizarin Kurt》(1995) © Elizabeth Peyton，图片来源：TAN
乍看之下，伊丽莎白·佩顿描绘人物的方式竟带着几分类似于粉丝对偶像的那种情感。从作品来看，佩顿是一位摇滚乐迷，她曾在90年代绘制了多幅科特·柯本（Kurt Cobain）的肖像。1995年正是科特自杀后的第一年，那时候，佩顿从报纸、杂志、唱片封面和音乐录影带剧照中收集了他的图像，用这些图像作为底本进行创作。画中的科特表情有些许微妙，甚至显露出几分基督徒式的虔诚，与他在那些典型的摇滚照片上表现出的虚无、义愤的举止不同，佩顿在这里把他描绘得富于同情心，却又带着几分遥不可及的神色。
《大卫》在展览现场，图片来源：TANC
大卫·鲍伊1974年的一张照片，图片来源：pinterest
而在2016年大卫·鲍伊（David Bowie）去世之后，佩顿也很快在2017年画了他的肖像。不过，作为底本的照片却有些时日了，是基于1974年的一张照片，那是大卫可卡因上瘾的一年，而在这幅画里，他好像一具行走着的苍白骨骼，构成他身体的那些斑斑驳驳的印记漂浮在不确定的蓝、红、黄的抽象背景之上。
《E（埃利亚斯）》，2013年
佩顿不光痴迷于这些摇滚乐史上的经典人物，也与当今活跃着的摇滚乐团有不少直接的接触。很难不注意到UCCA展览中多次出现的这名叫做Elias的人物，他是Iceage的27岁的年轻主唱Elias Bender Rønnenfelt，佩顿在几年间面对面直接画下埃利亚斯本人的肖像。在画于2013 年的《E（埃利亚斯）》（E (Elias)）这幅作品中，音乐人的脸部大特写的目光向画面外部望去，长长的发梢直直地垂过眼帘。
《拿破仑》，1991年
几乎不需要任何人指出，观众也能感受到佩顿笔下人物眼神的那种雷同。Elias的眼神，和她早在1991年临摹的炭笔画《拿破仑》（Napoleon）的眼神仿佛是一模一样的，有几分疲惫、涣散、忧郁，而且常常显得阴柔。也许从未有人脑海中的拿破仑会是这幅模样。她笔下的男性人物是占了绝对大多数的，而女性人物，如《鸢尾花和克拉拉，商业街》（Irises and Klara, Commerce St.）中的克拉拉·利登（Klara Lidén），又好像有点过于英俊。
《鸢尾花和克拉拉，商业街》，2012年
一些批评家说，她对所画的人总是会有一种“冲动的爱慕”（crush）。但伊丽莎白·佩顿也许是对于笔下的人物真真正正的一见钟情了。她不喜欢说自己画的是肖像（portraits），而更喜欢说是人们的画（pictures of people），也许就是因为非术语让人听起来带有的那种亲切感，而她笔下画面的人物面部尺寸几乎都不会超过巴掌那么大，也更增强了这样的感觉。波德莱尔曾经把肖像阐释为“被艺术家复杂化了的模特”，说的就是肖像总是带有许多的主观性。对于绘画的主观性，佩顿自然是认同的，就像她在与UCCA馆长田霏宇（Philip Tinari）对话时曾经说道：“我会听这个人的音乐，或者看他/她的作品，又或者一直想着这个人，渴望更了解这个人。”
被加文·布朗发现的新人
展览现场佩顿的《自画像，（柏林）》，2011年
艺术家伊丽莎白·佩顿，1995年，摄影：Vinoodh Matadin and Inez van Lamsweerde
1991年，伊丽莎白·佩顿遇到了里克力·提拉瓦尼（Rirkrit Tiravanija）——如今，他已然成为了基于社会互动的观念艺术大师。里克力在泰国长大，在加拿大上大学，在当时的纽约已经是一位小有名气的艺术明星。佩顿在一次画廊开幕时注意到了他，觉得他是“那个可爱的泰国小伙子”。相识几周后，里克力向佩顿吐露了自己的签证问题，表示他能留在美国的唯一办法就是结婚。佩顿几乎没有犹豫，便对他说:“我愿意嫁给你。”这句话是当真的。“她是用一种非常热情、充满爱的方式说出这句话的，”里克力回忆道。不久之后，佩顿便搬去和他住在一起，过了三个星期，他们便在市政厅登记结婚了。
1993年11月，在切尔西酒店（Chelsea Hotel）的828号房间策划的个展现场，图片来源：elizabethpeyton.wordpress.com
随后，里克力把伊丽莎白·佩顿介绍给了加文·布朗（Gavin Brown），后者在她的人生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推动者的角色。布朗当时在Gallery 303担任前台工作，而这家画廊就是以善于发现新人而闻名的。佩顿的事业起飞，最早是在1993年11月，当时她和加文·布朗在切尔西酒店（Chelsea Hotel）的828号房间策划了一场个展，他们向观众寄出明信片，邀请他们到酒店参观，而观众只需要在前台要828号房间的钥匙，就可以看到这场24小时开放、没有任何人看管场地的展览。在这次展览中主要展出的是许多历史和文学人物的肖像，包括拿破仑、玛丽·安托瓦内特和伊丽莎白女王。虽然佩顿的作品看起来很天真，很“女孩子气”，但这次展览的主题和规模都和当时流行的大型作品和大型画廊展览很不一样，所以受到了批评家的欢迎。跟据布朗的描述，最终大约有50位观众前来观看了这场展览。
《尼克（2002年12月于“简餐”餐厅）》，2003年第二年的1994年，加文·布朗成立了自己的画廊，Gavin Brown’s Enterprise，地址位于纽约曼哈顿下城的布鲁姆街，而佩顿在切尔西酒店的展览也被追溯为画廊最初的展览。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佩顿的事业开始起飞，几乎每一到两年就会在Gavin Brown’s Enterprise举办一次个展。佩顿的艺术生涯找到了非常明确的方向，她继续专注于绘画，并在其中加入了更多现代生活和友人的画像。不过，即便在一个急剧变化而多样的纽约艺术圈中，佩顿却几乎从没有改变过自己绘画的风格，这是令人有几分吃惊的。在1996年《FlashArt》的一次采访中，她曾说道：“我觉得通过音乐和书籍认识的人和我亲自认识的人没有什么不同……让我觉得欢欣鼓舞的那些品质都是一样的，都在同样的层面对我施了魔法。”
忿怒、不安与活力交织
难回首的90年代纽约关于1990年代的纽约
艺术，有太多可以去描述，也影响了我们今日艺术的面貌太多。1990年代的开场是东欧剧变后世界经济的强烈动荡，而艾滋病也带走了如凯斯·哈林（Keith Haring）和罗伯特·梅普尔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这样最著名的优秀艺术家。新的观念艺术喜欢向观众带来最强烈的视觉冲击，例如安德烈斯·塞拉诺（Andres Serrano）的“小便基督”，以及喜欢以自己肉体的切肤之痛来宣言女性主义的卡洛莉·史尼曼（Carolee Schneemann）或玛莉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这样的艺术家。在1990年代后期，来自英国的松散艺术家团体YBA也在美国大显身手。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1997年举行了约翰·柯林（John Currin）、伊丽莎白·佩顿（Elizabeth Peyton）和吕克·图伊曼斯（Luc Tuymans）三人的展览“计划”（Projects），图片来源：MoMA
也许是在这个忿怒、不安与活力交织的背景之下，我们才容易把1990年代的具象绘画复兴看作一次真正的反叛，因为它和所有其它表面看上去新奇的艺术是如此地不同。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1997年举行了约翰·柯林（John Currin）、伊丽莎白·佩顿（Elizabeth Peyton）和吕克·图伊曼斯（Luc Tuymans）三人的展览“计划”（Projects），其中将新具象主义视为是对当时的新观念主义和新极简主义的反叛。展览的策划人认为，相较于此前的写实作品，他们承认了“绘画的谬误”，所以不再去揭示绘画不能还原真实的缺陷，反而是自信地展现出绘画令人信服的撒谎能力。
《猫（猫静物）》，2009年
新具象主义，毕竟只是20世纪末层出不穷的艺术运动中的一个分支。佩顿笔下的许多艺术家也是在1990年代开始变得活跃或事业上升，他们都有着各自的领域和风格。托尼·贾斯特（Tony Just）是擅长使用多样材料进行绘画的抽象艺术家；马修·巴尼（Matthew Barney）是融汇生物、地质、神话和冲突的前卫表演和影像大师；而乔纳森·霍罗威茨（Jonathan Horowitz）则是一位探讨消费文化、政治、名人经济的装置和壁画艺术家。
《两位女子（临库尔贝）》，2016
古斯塔夫·库尔贝，《河畔女郎》，1856-57年
今年7月20日，加文·布朗宣布关闭GavinBrown’s Enterprise在纽约的空间，加入格莱斯顿画廊（Gladstone Gallery），被许多人解读为画廊机构开始新一轮横向整合的一个标志。今天，全世界艺博会的停摆，似乎使得艺术世界显露出无比萧瑟的一派景象，人们忧心忡忡。事实上，布朗和佩顿崭露头角的90年代，纽约的经济也是处于许多危机之中的。今天，我们是否面对更多的不确定性？而过去动荡与多样性共存的时代，是否已经转变成了大画廊和成功艺术家独大的局面？带着这样的思考，面对伊丽莎白·佩顿绘画中那些古今文化人物的面庞，我们也许更加能够体会到他们眼神中闪烁的那种无条件的温柔爱情是多么必要了。（撰文/黄格勉）
* 如无特殊标注
本文图片来自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伊丽莎白·佩顿：练习
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展至11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