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爆发到现在，十几亿人的自我隔离几乎给社会的正常运转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不管是对这运转方式笃信的还是怀疑的人都齐齐地落入到了这境地中。一个月前人们仍置身其中的进程都被迫中断，社会与生活的进程被中断后，我们做什么？一开始，无力感弥漫着，我们宅在家里，锁在门内，做不了什么，只有等待，等待疫情平息后重回病毒降临人间之前的旧生活。然而也有一些人选择了开始新的行动，甚至比从前更忙碌：做捐赠的团队满世界找寻医疗物资运到湖北，微博上迅速集结起了专攻不同的疫情信息整理小组，封城后的武汉，如媒体所报道的，一位叫汪勇的快递员组织起了金银潭医院医生们的通勤。

封城后的武汉，一位叫汪勇的快递员组织起了金银潭医院医生们的通勤，图片来源：CCTV

当褶皱重重的现实裸露出它的面目，我们重新关心新闻的书写，面对一位在豆瓣上书写失去了双亲的陌生女孩，我们不可能不愤怒，我们重新开始练习提问——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分离？而因为一切当下的行动都受制于此时此刻的现实，我们过往的生活也被拿出来检视。拿艺术来说，我们还可以在瘟疫之中做艺术吗？什么样的作品能回应瘟疫之中社会的溃败和人性中的善良呢？又或者，艺术自身又逃得过瘟疫带来的溃败吗？

“北京通惠河畔”微博的转发量已超过15万，图片来源：微博

2月7日的早上，微博上一个叫“威力无穷的威叔”的账号发布了一条内容，文字很短，“北京通惠河畔”，然后是三张照片。第一张是俯瞰的视角：大雪降落的北京，通惠河的河水上飘着一层薄冰、映着公路上枯树的影子，河岸的斜坡跟远处的屋顶一样覆盖着积雪，一个小小的穿着黑色羽绒服的背影站在河岸的斜坡上，雪地里是“送别李文亮”五个大字，那些字就像我们国家的标语一样常常横平竖直地嵌在建筑物上。第二张照片，这位应该是对岸楼房里的摄影师显然被惊到了，焦距被拉近，于是我们看到黑衣人在“亮”字的这一头躺下了，挺直的身躯近乎一具黑色的棺材，那重量也让身下的积雪凹陷。第三张照片，黑衣人站在了从坡地走上公路的台阶前，斜着身子看着这行字和那个感叹号—— 一个粗的竖直的线段，下方是一个不太规则的圆。

渐渐拉近焦距的三张图片，图片来源：微博

这条微博被转发了十五万多次，我们不知道这位黑衣人是谁，只能肯定Ta是迫切地要纪念在前夜因为新冠病毒肺炎死去的李文亮医生，那位因“造谣”疫情而被训诫、在训诫后仍向记者说“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的医生。可能这场行动在进行时被留存于世也是凑巧，但看到这三张照片，这不就是在瘟疫中诞生的艺术吗？艺术在这场灾难中没有缺席，也没有无力。我这样毫不犹豫地指认，或许是因为脑海中业已存在的“知识”——俯瞰下的雪地和其中的文字可算进大地和环境艺术，用身体在雪中躺出一个叹号更是早期的行为艺术对身体和行动（action）的强调，甚至这些照片本身都透出了行为艺术中现场和记录、行为与摄影等媒介之间的紧张关系。

然而，这重要吗？它是艺术，并非因为它落入了艺术的定义，而是因为它是在此刻自发的创造，打动人心、穿透现实，它将大地上不可尽言的愤懑、悲痛与决心付诸于此，它带着明确的文字，将哀悼要求的公共性带到这室外的敞开的天地之中，却用行动的多义抵抗着单一的解读。在象征的意义上，白雪既是医生的白卦、事实的掩盖又是最终到来的清白，黑既是哀悼者的黑衣又是书写的墨色，但这些联想又被那个斩钉截铁的叹号中断。叹号把人们的思绪拽回到这医生亡去的此时此刻，它确认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些字，“送别李文亮！”黑衣人应该是想到了叹号的竖直与自己身体的一致，他甚至为了让叹号一次成功，先在左边的雪地上先试了试（仔细看，那里有一个浅浅的身体的印子）。在另一个晃动的远处录下的录像里，我们看到了在真正“写”那个叹号的时候，黑衣人先蹲在地上，双脚压实了那个叹号的实心的圆点，又猛地起身，把整个背脊重重地砸进雪地。为什么人们在转播这个不甚清晰的录像时都要将这个动作回放一遍呢？恐怕是因为这行动自始至终的沉默、人们自始至终承受的沉默在此借感叹号有了振聋发聩的声音。

阿多诺1955年出版的《棱镜》（Prisms）中所写到的“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被人们反复讨论，图片来源：Amazon

鲁迅说诗人“自觉之声发，每响必中于人心”，人们此时的确需要一份确认与慰藉，疫情也推搡着人去意识到我们过往生活的荒谬——这场深深切断我们日常生活的瘟疫应该是我们“自觉”的时刻，去意识到我们曾在什么样的空气中呼吸，去诚实地面对现实裸露出的复杂和泥泞向我们提出的要求。最近“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句话被人们反复讨论，“写诗是野蛮的”，其实并不是要令幸存者因愧疚而沉默，而是要求人们摒弃曾带来屠杀的社会所产生的诗歌和那写诗的心智，因为那诗和人曾对暴行目盲。我们恰恰仍然要说，仍然要写，仍然要创作，因为这正是我们所正经历的混乱和难被消化的经验所要求的行动——活下去，并且见证。

1月24号武汉封城之后，我在电脑的桌面建了一个叫“武汉”的文件夹，把刷微博和朋友圈的时候下载的图片还有PDF的网页放在里面，努力收集这些带着滚烫的情绪又稍纵即逝的消息，让我想起布考斯基的诗，“没有任何机会/我们都困于个体的命运”。但在这些图片里，“北京通惠河畔”也在其中，我记得它是怎样出现在一个早晨，一个我们都曾经在的早晨。（撰文/聂小依）

作者聂小依为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博士候选人、策展史研究者，网站为nxy.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