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旦博物馆展览现场

郝量个展《辟雍》第二阶段《秋江渔隐》昨日于震旦博物馆开启。此次展览为郝量“灵光”项目的又一次实践，由绘画、拓片、古玉、文献资料、珂罗版画等交织而成，展览第一阶段展示了郝量自2017年以来以震旦博物馆玉器收藏为灵感展开创作的一系列新作，第二阶段则呈现了他绘制的四米长卷《秋江渔隐》。

郝量，《秋江渔隐》，绢本重彩，139.6×378.2cm，2019
震旦博物馆“辟雍”展览现场

5月25日下午，艺术家郝量、香港M+视觉文化博物馆高级策展人皮力与《艺术新闻》主编叶滢围绕展览主题进行了一场 “古今之辩”。“本次展览希望通过一种去物质化的形式探讨中国水墨艺术中被动的现代性”，郝量在对谈中表示，“我将这个展览作为一个完整的作品去完成，其中的各个部分展现为绘画、玉器、文献和研究资料等形式。我认为艺术讨论的不是具象的世界，而试图通过观察找到内在形态构架的基础，从而追溯中国文人对世间万物道理的思考。”

对谈现场，香港M+视觉文化博物馆高级策展人皮力、艺术家郝量及《艺术新闻》主编叶滢（从左至右）

郝量选择以“辟雍”作为展览主题，这一词汇自周代以来一直意指探索学习概念的重要教育场所，郝量认为用其概括自己的这段经历再合适不过。同时，辟雍的整体造型也颇具古代玉璧的影子。“文学性的叙述语句具有代入性，是一个客观的描述。例如’月落乌啼霜满天’，其实描述的全都是客观的事实，这些客观的物加在一起，它的诗意与意境也就发生了。”郝量在接受《艺术新闻》采访时，如此概括自己与震旦博物馆的这次合作。

玉与变局

在“辟雍”的展览空间内，郝量将线索藏于5组主题中，通过“演变”、“月华”、“金乌”、“渔父”及“秋江渔隐”组成他所强调的“月落乌啼霜满天”。在以“演变”开始的第一章节中，郝量选择了震旦博物馆收藏的汉代三角形及梯形玉料作为其中展示的一个部分，同时还展示了著于20世纪初，分别来自中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玉器的不同研究范式：一本是由清末学者吴大澂所著的《古玉图考》；另一本则是1906年出版的《古玉探考》（Investigations and Studies in Jade）。

郝量在布展过程中

“《古玉探考》是外国人研究中国古代玉器的第一本著作。我在《古玉探考》中选了一张图，内容是欧洲各地区玉斧的比较。这本书是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比较同时期玉斧的形态，体现了20世纪在人类学、地质学、考古学上的研究传统。而《古玉图考》其实是继承了’宋代金石学’赵明诚他们的那套研究方法”，郝量说道。

“为什么当时的英国人要做中国的古玉研究？”郝量提出疑问，“那个时候其实变局在那，从光绪到宣统，就我们说末代皇帝的时间。所以，在同时期这两本书的出现，实际上影射的是时代的变局。”

“辟雍”展览现场

时空的奇异纠缠与知识考古学

郝量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对从这场变局至1948年进行的个人化梳理，他从中提取出几个关键的时间点，以文献照片为主进行展示。“有意思的在于怎么复原历史的复杂性。这与每个人需要的东西相关。你需要从历史中获得什么？”

对于郝量而言，时间绝对不是线性的，因此他也不曾想在作品中体现现实性。如何去挣脱“当下”的制约和单一视角的绑架？“我们在这个当下的情境中，我觉得更要看到历史的复杂性。如果没有对‘复杂’产生纠缠，那对未来就更难了。社会层次多了，情况就会有很大的变化。中国的当下，这才是当务之急。如果是在西方语境下，当然可以去完成很多不同媒介的东西，进行不同领域之间相互交叉的沟通。而我们如果不把我们自己的历史叙述理清楚，‘道德的根本’这东西就解决不了。”

郝量，《潇湘八景——琳琅》，绢本水墨，387 x 184 cm，2015年，图片来源：TANC

皮力在对谈中深入分析了郝量《潇湘八景》中《琳琅》与《遗迹》两幅作品，他认为郝量对于“潇湘八景”题材的处理方法近似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郝量的作品是一系列考察和考古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他一层层剥去事物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将中国古代文人对于时空的看法落实于自己与当下的关系之上”，皮力谈到。

以竹喻君子德行

无论是郝量通过《潇湘八景》——它的巨幅尺寸或画面都令观看者更容易产生代入感，还是这次通过两个阶段去完整他对“玉”的理解，这些始终贯彻着古代文人画中的“德行”，是郝量极力想表达的主题。

“辟雍”展览现场

“之所以选择玉，有一部分是因为震旦博物馆的委托，但最主要的还是’玉’就是中国文化的本源。它最早是先民拿来作为工具使用的，然后变成了礼天的礼器。玉的质感，它的形制，不同时代它的造型也都在变化，但是为什么是玉石本身造就了我们的精神？”郝量如此表述他的创作思路。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曾提出：雕塑藏在石头里面。为什么就’玉’能形成中国形而上的联系？我们说‘君子比德于玉’，包括对于孔洞圆形的理解——天地时空的那种转移，然后还有玉的质感，我们发现在植物中恰好竹子是最接近玉的，而竹子在《诗经》中又喻“君子比德于竹”。我们开始在自然界中找呼应，于是我们通过包浆、纸张、颂词，我们绘画的质感，整个文化系统就这么散发出来了。”

 “灵光”项目的延续

本次展览是郝量继2016年荷兰博尼范登博物馆的个展后，其“灵光”项目的第二站。“灵光”不仅仅是郝量在“物”上的灵光乍现，更是他阅读完本雅明于1936发表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时产生的颇多触动。

郝量，《渔父 一》，41.5x32cm，珂罗版，2018

本雅明将“灵光”作为原作“此时此地”的权威性，同时将其定义为“遥远之物的独一显现，虽远，犹如近在眼前”。这句话被郝量选作展览第四章“渔父”的结尾，也是第一阶段的结尾。“机械复制时代的来临，也许为我们带来许多例如阅读上面的便利，但同时我们在通过不停地机械操作，或许机器带来了越来越好的技术，但产生的物品身上，所谓的光晕却在渐渐消失。因为，有时候这种东西还是要靠感受力的”，郝量说道。

一张1948年爷爷拍摄电影的老照片，一幅以元代吴镇《渔父图》为蓝本的绢本重彩绘画，有关于对本体的疏离和消极——“溪山渔隐”。当眼光再次回到这些因环境和时间累积所带来对玉色泽的改变，以及玉所具有的细致形态，这些所喻示的文化精神，正在一缕缕被牵引，再次通过“灵光”展现。

郝量，《渔父 二》，26.5×19.2cm，绢本重彩，2018

“从《潇湘八景》到《秋江渔隐》，可以看到郝量创作思路上的转变”，皮力在对谈中表示，“两件作品的创作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前者的创作方法与近似于清初’四王’，力图将线索进行较为完整的呈现，而后者则以碎片化的处理方式消除了这种完整性，观者可以在其中获得更多属于自己的解读。”

郝量，《秋江渔隐》，绢本重彩，139.6×378.2cm，2019

本次展览“辟雍”所展现的创作，正如郝量自己所表述，“比以往的作品更加晦涩”。然而“辟雍”或许可以成为节点——连接站在文化悬崖上的我们对先民和自然的理解和崇敬、对物质的认知和探索、对情感的体验和抒发、对既有知识的不断修正，以及独特个体的感知与回应。（采访、撰文/孟文奇）

* 若无特别标注，

本文图片均由震旦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