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ument to the Battle of the Sutjeska, Miodrag Živković, 1965–71, Tjentište, Bosnia and Herzegovina
在上个世纪末的南斯拉夫，建筑文化只有在政治形态和社会转型能力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才得以发展，一方面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刻意收缩，一方面是对国际化的极度进取，在这种拉扯下，加上为了经济复苏而推崇高速工业化和技术探索，南斯拉夫的建筑运动呈现出一种建设庞大乌托邦的胆量。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的大型展览“通往混凝土乌托邦：南斯拉夫建筑，1948-1980”（Toward a Concrete Utopia: Architecture in Yugoslavia, 1948-1980），通过四大主题“现代化”、“国际关系”、“日常生活”、“身份认同”、若干个案、总计400件展品，呈现了二战后45年短暂建国期间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筑。其标题中的“Concrete Utopia”一语双关——“混凝土乌托邦” vs 德国哲学家布洛赫提出的“具体乌托邦”。将“Concrete Utopia”置于建筑语境中时，它不仅仅只是一个欧洲战后重建无处不在的材料双关语；同时，说明了这场特殊的建筑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布洛赫的“具体乌托邦”，突出了建筑的力量和职责——为超大尺度的社会项目（或是政治意图）提供物质形态。
“通往混凝土乌托邦：南斯拉夫建筑，1948-1980”展览现场
在这个新自由主义自损、古典民族主义抬头的时代，建筑在许多地方已不再为共同利益做出贡献，而是被视为商品和奢侈品。此刻，南斯拉夫提醒人们，建筑文化只有在政治形态和社会转型能力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才能茁壮成长。然而，共同利益的达成往往具有复杂成因。需要警惕的是，“共同利益”是何种尺度的“共同”？而为其服务的建筑最终产生了什么样的效力？南斯拉夫建筑的例子，叙述了一个乌托邦的承诺、实践及其落空。
1948年至1980年是展览聚焦的时间段。1948年，工人情报局发表《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曾一度裹挟于资本主义西方和社会主义东方之间的南斯拉夫，在其强势领袖和长期总统铁托（Josip Broz Tito）的领导下与苏联正式决裂，将国家权力结构维持在斯大林帝国之外，刻意规避了冷战时期两极化的政治框架，并开始寻找自己的”第三条道路”。1956年铁托签署布里奥尼宣言，使南斯拉夫成为不结盟运动（Non-Aligned Movement）的领导国之一。20世纪60年代，这个“巴尔干之虎”经济初现繁荣，开放国门，一时使南斯拉夫成为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中最自由的。东欧各国工业国有化比重节节攀升，南斯拉夫达到90%以上。中央集权政府的一系列指令性经济和五年计划使战后经济很快恢复。
National and University Library of Kosovo，Andrija Mutnjaković, 1971–82, Pristina, Kosovo
在铁托的强控之下，涌动的民族主义意识都被按下不表。从波斯尼亚的山村，萨拉热窝的大清真寺，达尔玛提亚群岛，斯洛文尼亚的布莱德湖，到奥匈帝国时代的中心城市卢布尔雅那和萨格勒布……无论地域和族群的差异性如何，都在“兄弟友谊和团结”的旗帜下共存。自80年代末民族主义斗争爆发，东欧各国迎来了多米诺坍塌版的制度转型，给空间生产和形态带来了激烈的后果。建筑对于战后南斯拉夫的意识形态合法化、种族对抗、以及国际外交政策，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策展人马蒂诺·斯蒂尔利（Martino Stierli）认为，一个具有如此广泛野心的国家行为不只是一个乌托邦项目，无论其结果是好是坏，它都呈现了一个多元、世俗和理想相结合的社会创建之路。正与布洛赫的理论相呼应——“具体乌托邦”是一个充满希望、未来导向、且恒常地处于萌发和亢进状态的存在。
冷战时期的国家意志躯体化
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官方叙述是——“自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第一次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铁托政权一直意图将这个叙述进一步合法化，以便为新社会创造统一的象征性秩序。对于如何应对多族群、多文化聚居区的身份建构问题，比起在“模棱两可”中诞生的拉美建筑，南斯拉夫可谓旗帜鲜明。在展览板块“身份认同”的部分展现了其战后建设中的诸多作品案例——策略上顺应国际社会审美和认知，形制上“冒犯”苏式建筑，规避苏联式的平面对称——藉此，加强本国意识形态的躯体化表达，建立强烈的身份认同。此外，南斯拉夫是二战中欧洲伤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遍布全国的成千上万的纪念碑也是夯实群众基础、巩固集体记忆的手段。这些形制恢弘的集体纪念之所，便是有组织的“文化政治”。
“通往混凝土乌托邦：南斯拉夫建筑，1948-1980”展览现场
伦理建筑——纪念碑。为了服务于战后刚起步的国家社会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南斯拉夫赋予了雕塑家和建筑师们丰富的机会，以作品来实现对“纪念性”的培育和建构。在国家的支持下，纪念碑随之大量产生。这批纪念碑超越了地域意义，凝聚了（或是消除了）多元文化要素，倾力建立南斯拉夫统一的身份认同。通常，这些纪念碑以出乎意料的形式伫立在荒凉偏远的地点。从50年代中期到 80年代初，活跃而激进的当代雕塑和建筑思想不断涌现，产生了许多创新的、跨学科的合作作品。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倾向、对原住民文化的吸收、欧洲战后主流现代主义实践的教训，影响了许多建筑师和雕塑家的艺术表现形式。例如，兹登柯·柯拉契奥（Zdenko Kolacio）和兹登柯·西拉斯（Zdenko Silas）在克罗地亚所建的维拉蒂米尔·歌谭（Vladimir Gortan）纪念碑，对该地区的传统葬礼空间类型学进行了大胆的现代主义诠释，并在其中融入了民间宗教图像。爱德瓦·拉夫尼卡（Edvard Ravnikar）建在克罗地亚岛坎泊（Kampor）集中营遗址上的纪念碑，将柯布西耶的空间组织原则转化成新的表达，产出了早期地域现代主义的形式。
Berislav Šerbetić and Vojin Bakić. Monument to the Uprising of the People of Kordun and Banija. 1979–81. Petrova Gora, Croatia Photograph: Valentin Jeck, commissioned by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2016.
纪念建筑在六七十年代达到建设高潮。雄心勃勃的设计得到国家的财政支持、甚至企业和个人捐赠。沃金·巴克（Vojin Bakić）的斯拉沃尼亚革命胜利纪念碑就是这种众筹模式的成果。该纪念碑是当时欧洲最大的抽象雕塑，将一块30米高的曲线形状插入基座中，由反射的不锈钢板组装而成，在空旷的山野中形成一个超现实的非自然景观。这类对场域进行强干预的作品层出不穷，又如波格丹·博格达诺维奇（Bogdan Bogdanović）的亚塞诺瓦茨集中营纪念碑和兹登柯·柯拉契奥的党派医院纪念碑等。纪念碑的超现实雕塑感很难营造出哀悼的气场，更多的则是加强某种政治口吻和格调。
“通往混凝土乌托邦：南斯拉夫建筑，1948-1980”展览现场
博物馆和纪念中心的建立使这种纪念文化进一步制度化。例如萨拉热窝的革命博物馆、黑山科拉欣的纪念中心、塞尔维亚克拉古耶瓦茨的纪念公园和博物馆等。建筑师汉柯·哈多维科（Ranko Radović）在苏捷斯卡所作的腾提斯特（Tjentište）纪念建筑群是纪念意识之战的重点项目。该建筑的形状和纹理采用低技粗放的混凝土，让人联想起该地区传统的木屋肌理。从地面赫然升起的多面屋顶，构成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宽敞中央空间；其中有画家柯斯托·海格杜斯奇（Krsto Hegedušić）所作的壁画，勾勒出建筑内部的“骶骨”光环境。巨大的混凝土雕塑作为整个建筑群的焦点，从山的脊骨上方挑出，以二分法象征表现形式切分周围的山顶景观。并且随着观察者的移动，它呈现出动态变化的形态。
在近二十年来，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纪念性艺术遗产，由于政治之变遭受了系统性忽视乃至有针对性的破坏。这些遗址不仅仅在于它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体记忆、政治文化和斗争历史的见证者，它们更实际撰写了西方现代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战略、流通和交换历史，这是对于当代建筑的意义。
Avala TV Tower, Uglješa Bogunović, Slobodan Janjić and Milan Krstić, 1960–65 (destroyed in 1999 and rebuilt in 2010), Mount Avala, near Belgrade, Serbia
审美转向——强结构。随着60年代兴起的粗野主义大潮，南斯拉夫当代建筑开始了“结构转向”。纵观展览中的多个个案和规划项目，可以发现许多建筑师关注材料和结构的诚实，对于结构与空间、结构与构件、预制与装饰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当时斯洛文尼亚建筑学院在拉夫尼卡的领导下，实现了大量高质量的建成作品。例如建筑师萨文·塞维尔（Savin Sever）的默克（Merkur）商店、斯洛文尼亚汽车协会技术中心、和尼基佳（Mladinska Knjiga）印刷厂，以重量感的结构部件组团在空间中重复为其设计特色。建筑师米兰·米赫利奇（Milan Mihelič）的作品则将结构核心和结构表达之间的传递关系处理得更为婉转。例如他的佩托（Petrol）加油站，C馆（Pavilion C），S2办公塔楼和卢布尔雅那的住宅区等项目。他从未将建筑物视为纯粹的功能性构造，而是生产出具有复杂性和暗示性的雕塑形式。卢布尔雅那的S2办公塔楼既是一个例子。该建筑由两个结构和功能都不同的部件组成：一个垂直循环扭转的混凝土塔楼，以及一个钢结构骨架的开放的办公室空间。两道利落的切割从中间劈开了混凝土核心筒，两根相较之下单薄的柱子撑起了整个办公室体量——此设计将受力系统转换成清晰而强势的结构语言，形成一个轻与重的对仗关系。
70年代末的南斯拉夫建筑持续着对结构的敏感： 博里斯·马加斯（Boris Magaš）所作的波伦德球场和伊万·斯特劳斯（Ivan Štraus）在贝尔格莱德所作的航空博物馆，分别代表了南斯拉夫结构表现建筑的最后两个杰作。马加斯深度研究了斯普利特独特的海岸地形学，以一条近700米长的预应力带将建筑从地面悬挑出来；轻质网状的屋顶结构横跨覆盖了整个体育场，形成开放的壳体结构。斯特劳斯的航空博物馆同样具有强势的结构张力，其外部形状就是其内部组织的结果；网状、圆形、云状体块等元素使人立刻能联想到天空和航行。
Ivan Štraus, Museum of Aviation, Belgrade, Serbia, 图片来源：sovietmodernism
与世界其它地区一样，南斯拉夫自80年代起逐渐对结构失去兴趣，建筑师们开始从结构诚实转向象征手法。但强结构建筑仍旧是战后南斯拉夫建筑史的标志性遗产。当时的建筑师沿用了工程师的结构思维，通过强调工程逻辑和功能主义来实现作品对风格化的抗拒。80年代后，南斯拉夫建筑师将他们的职业道路与结构工程师分离得更为清晰，结束了他们二十世纪以来最多产的建筑生产阶段。
“文化政治”实体——展会建筑。美国以文化政治的软实力与冷战作斗争，试图将美国的价值观分散到整个欧洲，而建筑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南斯拉夫接受了很多美国的支援，并大力吸收着西方建筑话语。有趣的是，当时的西方文化机构（包括MoMA）也对南斯拉夫的艺术和建筑产生浓厚兴趣。南斯拉夫反过来也在推广西方世界的艺术生产，例如举办了柯布西耶回顾展、在威尼斯双年展国家馆中展皮塔·鲁巴达（Petar Lubarda）的作品等。这些都是不可能被苏联所接受的艺术生产。南斯拉夫政府认识到此类言论和表达有利于他们获得国际支持；因而越来越多地利用现代主义建筑和所谓“进步”的文化政治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克罗地亚建筑师申斯拉夫·里契尔（Vjenceslav Richter）为南斯拉夫参加1958年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时所设计的分层透明展馆，既有效地执行了这一文化政治策略，让国际观众看到“自治社会主义”的独到之处。里契尔接下来还负责了1961年都灵国际劳工展以及1963年第十三届米兰三年展的国家展馆设计，向国际社会不断展示一个“现代”的南斯拉夫。
“通往混凝土乌托邦：南斯拉夫建筑，1948-1980”展览现场
对于西方世界而言，南斯拉夫“文化政治”建筑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伊万·安蒂奇（Ivan Antić）和伊万卡·拉斯波波维奇（Ivanka Raspopović）所作的贝尔格莱德当代艺术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在底层结构网格上盘踞了6个旋转45度的相互连接的体量。这个设计找不到明显的西方当代博物馆建筑的惯常做法（尽管其表皮材料的粗野主义处理手法可能受到路易·康的影响）。博物馆的机构组织是以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为蓝本设计的。博物馆由南斯拉夫著名的艺术家、评论家和策展人米尔达·泼蒂奇（Miodrag Protić）创立，他曾于1962年在纽约花了两个月时间获得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并向当时MoMA馆长阿尔弗雷德·巴尔学习管理和策展经验。
展会建筑的另一个代表作是1957年贝尔格莱德展览综合体，这个综合体包括了三个纪念性展厅，由建筑师米洛拉德·潘托维奇（Milorad Pantović）和工程师布朗柯·齐泽利（Branko Žeželj）、米兰·库鲁斯蒂奇（Milan Krstić）合作设计。建筑使用了大跨度钢筋混凝土结构系统，建造出其标志性的穹顶。两个较小的穹顶是双曲面的，而最大的穹顶具有80个预应力径向半拱门。这些半拱坐在8个优雅的预应力环梁V形壁柱上。大穹顶总体跨度为106米，在1965年休斯敦阿斯托洛圆顶运动场出现之前，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混凝土穹顶结构。
Telecommunications Centre，Janko Konstantinov, 1968–81, Skopje, Macedonia
在接下来的数年内，南斯拉夫展会建筑成为了建筑结构和视觉表现的盛宴，代表作层出不穷。例如，1957年的萨格勒布博览会上，轻骨架钢结构玻璃盒的Mašinogradnja重工业馆；具有倾斜的带肋钢筋混凝土墙以及用预应力钢索支撑的悬挂式屋顶的西德馆；卢布尔雅那博览会上，实现了该国内最早的蘑菇结构的鲁尔耶克（Jurček）馆；以及应用预应力钢缆达成一个悬浮屋顶的莱斯科瓦茨博览会主殿，其超高的双曲线抛物面几何形状直接引用了波兰建筑师马修·诺维奇（Maciej Nowicky）为北卡罗来纳州罗利的J. S. 道顿体育场所作的设计。这些展馆往往采用了先进的结构原理和多元的建构方案，对材料进行精心选择和编排，使战后南斯拉夫的工程和建筑实验不断超越着同期社会主义国家，成功向世界输出其自治社会主义“第三条路”的国家形象。
打破地缘政治的全球化实验场
“国际关系”和全球化实践是本次展览的重点之一，展览中用了较大的篇幅来呈现南斯拉夫的一系列打破地缘政治界线的尝试。1948年与斯大林决裂之后，刚刚起步的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前景并不明朗，几乎没有足够的意识形态凝聚力和财政支持来建设新社会。在杜鲁门总统和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领导下，美国迅速介入了这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缝隙”，将南斯拉夫视为一个可能的“楔子”，以此寄望干预共产主义组团，击破苏联的牢固势力壁垒。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美国以经济、文化和军事手段协助铁托将国家独立于北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承诺——根据其自身的条件形成的“自治社会主义”思想。南斯拉夫在经济复苏中持续扩大工业化进程，国家、企业和建筑师、工程师们开始更密集地投入到建筑制造相关行业的投资、研发和文化传播领域。而国际大门的敞开，使得更多的建筑师得以习得西方现代主义建筑传统并回馈到本国建设中去。
南斯拉夫建筑师也位于地缘政治两极的十字路口，在战后的全球现代性进程中拥有双重机制：一方面作为战前西欧和中欧现代主义遗产的吸收者，另一方面作为将现代性传播到新独立后殖民国家的推动者。建筑师们在许多城市恢复性建造和展会项目中以低技、半预制为出发点，建筑形式大多直接源于自由的物质条件，通过静力学、建筑技术，建筑程序和既有材料创造了一系列语言和结构丰富的作品。这些建筑生产模式后期“出口”到后殖民国家和地区，南斯拉夫通过建筑来散射国家影响力的版图逐步成型。
“通往混凝土乌托邦：南斯拉夫建筑，1948-1980”展览现场
西方现代主义建筑的影响。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在传播西方文化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应南斯拉夫外国文化关系委员会的邀请，在美国现代艺术巡回展中，MoMA馆向包括贝尔格莱德在内等欧洲城市的观众展示了其永久收藏的一系列作品，最大的亮点是16座建筑展品，包括密斯·凡·德罗、菲利普·约翰逊、赖特、沙里宁、柯布西耶等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代表建筑师。同时，南斯拉夫的“第三条路”路线使建筑师逐渐摆脱了社会主义实在论（Socialist Realism）的折衷主义和历史使命，愈加远离以东柏林和华沙为首的社会主义建筑坐标系。早从自20年代起，就有许多南斯拉夫建筑师在欧美现代主义建筑大师的工作室任职，之后成为了战后建设时期的领军人物。例如曾为柯布西耶工作的建筑师尤拉·内哈特（Juraj Neidhardt），致力于将奥斯曼时期的传统建筑延用为波斯尼亚的理想现代主义建筑原型。另外，同为柯布西耶门徒的拉夫尼卡也对斯洛文尼亚建筑影响巨大，使得现代主义建筑在战后欧洲中部的小型城市和乡村也得以传承。
“通往混凝土乌托邦：南斯拉夫建筑，1948-1980”展览现场
柯布西耶不仅建立了战前现代建筑“英雄”时期的连续感，他的作品也成为战后初期社会主义国家建筑现代主义的直接参考资料。二战结束后南斯拉夫的第一次国际建筑展览就是这位瑞士大师项目的巡回展览。在冷战时期构造变化的背景下，柯布思想的政治意义不容小觑。本国建筑师对柯布西耶的马赛公寓（Unité d’Habitation）尤为感兴趣。马赛公寓完成后，南斯拉夫建筑师认为它既能表达现代主义的主张，又能适应标准化的社会生活，非常适合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短短几年内，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和卢布里亚纳的主要城市中心都以此为参考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简化版和改编版“马赛公寓”。例如建筑师迪亚哥·加里奇（Drago Galić）在萨格勒布城市中心节点所建的两座大体量高密度公寓楼。
深受柯布西耶影响的拉夫尼卡和内哈特都是战后定义南斯拉夫现代建筑的关键人物。内哈特自20年代起在彼得·贝伦斯（Peter Behrens）的维也纳美术学院开始他的四年建筑教育，之后又在贝伦斯的柏林工作室工作了18个月。30年代开始，内哈特在柯布西耶的工作室工作了十年，主要从事城市规划项目，参与了“光辉城市”和阿尔及尔的规划工作。1939年回到南斯拉夫之后，波斯尼亚泽尼察镇的一家钢铁公司聘请他为其工人设计住房；其后他在萨拉热窝定居和任教。虽然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没有建成，少量建成作品包括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议会厅和萨拉热窝Đure Đakovića的两个街区，但作品数量的有限并不妨碍他最终成为了最重要的波斯尼亚建筑师。他以丰富的结构层次和地域主义的视角阐释了柯布西耶的现代建筑五原则。比起作品本身，内哈特为建筑理论的贡献更为重要。
Braće Borozan building block in Split 3, Dinko Kovačić and Mihajlo Zorić, 1970–79. Split, Croatia
拉夫尼卡是他那一代中最多产和创新的建筑师之一。他的许多项目中，既有约热·普雷契尼克（Jože Plečnik）那种模糊古典主义元素和材料肌理界限的元素，同时又融入了柯布的抽象雕塑思维。这种独特的建筑美学在拉夫尼卡的卢布尔雅那现代画廊中最为显著。这座建筑以古典的建筑语言自由地诠释了对外墙质地的丰富处理以及空间的组织，能清楚看出普雷契尼克的影子。另一个前意大利法西斯集中营的受害者纪念碑，拉夫尼卡将柯布的漫步建筑（promenade architecturale）与普雷契尼克对物质性和材料性的敏感合体，汲取了德国建筑师和理论家戈特弗里德·森佩尔（Gottfried Semper）的材料转化理论（Stoffwechseltheorie，theory of material transformation），辩证地将日耳曼建筑的艺术导向和法国传统的建筑理性主义协调在一起。这种高超而独特的处理也成为了他设计的核心。
战后殖民国要翻身。铁托在不结盟运动之后开始寻找新的地缘政治联盟。这个相对松散的联盟的成员主要来自非洲和中东，其中许多刚刚独立并开始它们的去殖民化进程。这些国家为南斯拉夫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平台，确保东西方经济独立的同时也为其后期出口现代主义建筑提供了大量空间。鉴于南斯拉夫在建筑和工程方面的相对先进，建筑相关产业是该国最成功的出口产品之一，为国内经济提供源源不断的收入和外汇。不结盟运动及其产生的各种新兴独立国家之间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网络交换，可以被视为当代全球化的早期例子。其运动基础很大程度上是非洲内部去殖民化运动的直接结果。非洲的去殖民化在1960年达到顶峰，当年有17个国家宣布独立。这种空前的集群效应不仅促发了形成一个新联盟的需求，也为经济投资创造了巨大的机会。在这群新独立的国家中，南斯拉夫是最出挑、最激进的，成为一个“国家典型”。铁托也呼吁新独立的国家可以从他的历史中学习国家经验，倡导当代社会主义南斯拉夫作为这些国家效仿的典范。
International Trade Fair, Lagos. 1973–77. Zoran Bojovic (1936–2018)
南斯拉夫的建筑出口格局不仅限于西非。在拉各斯贸易博览会取得成功后，Energoprojekt公司被聘规划伊拉克巴格达的阿库拉法街道的开发项目，并筹备1982年在伊拉克首都举行的不结盟运动峰会（虽然因为伊朗－伊拉克战争爆发而未能举办）。伊拉克政府购买了巴格达的巴比伦酒店后，邀请了拉夫尼卡来做设计改造。预制建筑系统的大量出口是南斯拉夫建筑输出的另一个成功案例：1957年，工程师布朗柯·齐泽利（Branko Žeželj）成立的塞尔维亚材料研究所（IMS Institute）研发了预应力预制混凝土柱和板坯系统，IMS的预制系统不仅在南斯拉夫各地广泛使用，还出口往意大利、匈牙利、古巴、安哥拉和菲律宾等地，应用到了超过150,000多套公寓单位建设中。
“通往混凝土乌托邦：南斯拉夫建筑，1948-1980”展览现场
南斯拉夫在国际网络中作为“中介”和“传导”的文化动态对冷战研究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南斯拉夫与后殖民国家网络交换的密度和多样性，只有在其冷战期间所处的独特地缘政治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另外，不结盟运动中的南斯拉夫和苏联集团之间的信息、知识和思想的流动；南斯拉夫民族主义与其他东欧国家的民族主义之间的建筑比较分析；具体全球网络中南斯拉夫建筑文化的例外论等，这些都值得进一步探索。而后来南斯拉夫灭亡的史实告诉我们，这种模式在二元对立的世界秩序之中是不可持续的。但在当时，它促成了建筑理念的增殖，对世界当代建筑史有着独一无二的贡献。
结语
无法对抗的“次理性”民族主义。弗洛伊德曾经提出，两个民族之间的实际差异越小，这种差异必定在他们的想象中显现得越大。他将此称为微小差异的自恋效应（the narcissism of minor difference）。民族主义政客接受了微小差异的自恋，将其转化成斗争基础。南斯拉夫是一个多族群国家。铁托通过一系列手段实现了南巴尔干地区六个主要民族的分别统一，创造了一种复杂的种族平衡。但作为一个克罗地亚人，铁托在当政时期对南斯拉夫的主体民族塞尔维亚族采取了十分严酷的打压政策。1966年至70年代，兰科维奇集团“中央集权主义——大塞尔维亚主义”在铁托的强压之下，塞尔维亚人在联邦体系核心贝尔格莱德的影响被大量削弱，有四万多塞尔维亚干部被整肃。在制度上，延引苏联备受争议的民族识别那一套，铁托从塞族中划出新民族，以此达到缩小其版图的目的。不仅如此，铁托还新创“南斯拉夫族”，鼓励人们放弃原有族群认同和文化，来改宗这个为政治意识形态而生成的新群体。等等这一系列做法，使得南斯拉夫后期的国家凝聚力大为下降，导致了版图在日后分解再分解，并不可避免地发生内战。
叶礼庭（Michael Ignatieff）在《血缘与归属：探寻新民族主义之旅》一书中指出，“种族差异本身不对80年代南斯拉夫出现的民族主义政治负责。”政客为权力而将种族差异放大，操纵民族主义情绪，并将其合法化。此时，差异才转变成仇恨。巴尔干地区的悲剧，一是为粗暴追求统一，导致巴尔干乡村的多元组织生活被层层撕裂；二是由于权力斗争而出现民族主义谎言落地生根，最终使巴尔干地区成为了顽固狂热的次理性区域。
Monument to the Fighters Fallen in the People’s Liberation Struggle, Živa Baraga and Janez Lenassi, 1965, Ilirska Bistrica, Slovenia
这不是一个悲情叙事。策展人马蒂诺·斯蒂尔利认为，即便最终因分裂而亡国，在某种程度上，“自治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仍可以被视作一个国家、社会、领土和政治的综合项目，而这个项目的实体是由建筑构建而成。单元住宅、公共机构、展会建筑、纪念碑和其他类型的各式建筑，在现代主义建筑的基础之上，脱胎出了一个独特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建筑群像。这批建筑不仅只是为了顺应南斯拉夫的政治、社会、经济和空间维度，事实上它们将一切都具体化、躯体化，甚至是种群化了，并在此过程中释放了这个国家的潜力、局限和矛盾。与其他现代性模式一样，南斯拉夫建筑亦是通过一手建构、一手解构，继而实践出社会主义版本的现代性。就好似人民阵线工作旅的口号之一一样，“摧毁旧的，建造新的！”，南斯拉夫在建设进程中，推翻了许多与奥斯曼帝国相关的建筑物或宗教建筑物，在原本的位置上造起新建筑。这些“反传统”的建筑与历史建筑形成一组对应，在后来共同作为国家遗产的一部分受到保护。诚然，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在与前现代性形式的复杂接触中，其现代性既已彰显。
Revolution Square (today Republic Square), Edvard Ravnikar, 1960–74, Ljubljana, Slovenia
然而，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斗争也直接导致了建筑的被摧毁。暴力最终成功破坏和改变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空间政治的轨迹，同时也消灭了社会主义空间本身。90年代的政治冲突严重伤害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筑遗产。一方面是对宗教建筑的摧毁：在1990年和1995年科索沃解放军、塞族反叛乱运动、阿尔巴尼亚人的冲突之中超过300座各教派的建筑物（包括被列为南斯拉夫历史古迹的12座奥斯曼时代的建筑）被毁。另一方面，许多当代重要建筑师的商业、住宅、机构建筑都在塞尔维亚部队对萨拉热窝的进攻中被毁；随着塞族部队对伏努瓦尔和奥西耶克等城市的持续攻击，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和科索沃的乡村中那些独具一格的反法西斯和党派纪念碑被摧毁；塞尔维亚军队还摧毁了被视为“军事目标”的重要建筑，如尼克拉·多波维奇（Nikola Dobrović）的人民反抗军秘书处（Generalštab）和尤利耶萨·博古诺维奇（Uglješa Bogunović）和斯洛博丹·贾基奇（Slobodan Janjić）设计的阿瓦拉电视塔。最后，北约对整个地区进行了空中轰炸，万事俱熄。
“通往混凝土乌托邦：南斯拉夫建筑，1948-1980”展览现场
对这些建筑的破坏被称作“种群清洗（ethnic cleaning）”——建筑首先被躯体化、种族化，再在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国家的民族主义斗争中被废除，成为炮灰。在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背景下，那些留下来的建筑具有更深刻的历史遗产价值——因为其广泛的社会合法性和强大的政治影响，让他们在内战激斗期间幸存。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建筑作为政治事业是否是一个“失败”？或许被称为“被害”更为恰当？其建筑遗产最终从内而外被摧毁，记录了一个政治计划的失败与破坏之间的区别。建筑在被暴力破坏后，反而进一步转换成后社会主义族群的社会建构实体；空间暴力促成了跨文化的新古生代诞辰；这或许是这段特殊建筑历史的迷人之处。（采访、撰文/邓圆也，编辑/翁家若）
※若无特殊标注，本文图片
均来自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