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市•生活——18世纪的东京与北京活”展览现场，图片来源：TANC
北京。18世纪的东亚各国，存在着频繁且复杂的交流与互动。彼时的中国政权迈入盛清时代，与晚明国力形成对比，使邻国日本和朝鲜不约而同地对盛清中国作了新的诠释。而这一时期中国的物质文化、风俗习惯也备受关注，邻国社会上形成的“慕华”心理和相关的“雅俗观”，到乾隆时代臻于极盛。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的“都市·生活：18世纪的东京与北京”就以69件中方展品和112件日方展品陈列，呈现18世纪时中日两国首都——北京和东京（旧名江户）的都市生活，通过两家藏品的对话，从多个角度探索两座城市的异同。
▲ “都市•生活——18世纪的东京与北京活”展览现场，图片来源：TANC
博物馆的“多边协作（multidirectional co-working）”
“此次展览是2017年由日本江户东京博物馆举办的同名展览的交换展。展览由江户东京博物馆发起策划，与以往交换展览不同的是，本次展览没有分别策划两座城市的对比展，而是在联合策划的模式下将两座城市的不同展示在同一个展览中。这个展览更直观地将东京与北京两座城市在历史上的不同做出对比，将两座城市的宏观与细微之处连接在一起，给人们更直观更深入的比较。”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张杰表示，2017年在东京展出时，以首都博物馆展品占2/3为主，2018年在北京展出时，以东京都江户东京博物馆展品占2/3为主。同一主题，根据所展出城市的不同，有所偏重，以满足当地观众的需求。首尔历史博物馆教育对外合作科科长金志娟说：“在早期的博物馆中，馆内的藏品和标本才是博物馆的‘原动力’，而在当下超级连接社会的背景下，博物馆的‘多边协作（multidirectional co-working）’才是最重要的任务。”
▲ 德川家康画像江户时代（1603―1867），东京都江户东京博物馆藏，图片来源：首都博物馆
政权引领下的“城市营造”
本次展览以“城市营造”开篇，通过图片、模型、建筑构件等，分别展示北京与江户两座城市的营建与发展。北京城是依据儒家经典《周礼》的理念建造的都城，堪称中国古代都城规划与建设的典范之作。多道分隔内外的城墙构成了典型的城墙围绕型城市。皇帝所在的紫禁城即宫城位于中心，包围着紫禁城的“皇城”，由宫廷方面的政府机关与宫苑组成，皇城外则是各级官府衙门所在以及官僚和百姓居住的“内城”、“宫城”依次嵌套，而内城南侧又增筑了“外城”，整体形成凸字形布局。清朝规定内城基本上由隶属于八旗的旗人居住，汉人官吏和商人等平民百姓皆在外城居住。
▲ 正阳门正脊上锡质压胜宝盒，明（1368―1644），首都博物馆藏，图片来源：首都博物馆
江户城则由石砌的城墙以及呈顺时针螺旋状的内护城河与外护城河共同围成的防御性结构。在内护城河环绕的“内城”里，坐落着以幕府的中枢机构“本丸”（主城堡）为首的“御殿”（府邸）。外护城河内侧的“外城”里，靠近螺旋中心处是与德川家较为亲近的“谱代大名”（世袭家臣）的宅院。顺着螺旋的方向往外，依次为“外样大名”（旁系诸侯）直属于将军的武士“旗本”（禁卫军）和“御家人”（下级武士）的居住区。再往外，便是“町人”（商人、手艺人）的地界。武士与商人、手艺人的生活空间比邻，形成了江户城极具特色的城市结构。
▲ “都市•生活——18世纪的东京与北京活”展览现场的建筑模型，图片来源：TANC
经由商人传递的“文化输出”
江户时代，日本人作有《和汉年代歌》和《汉土历代歌》来比较、简述中日历史的发展进程，然而，当时的日本人分不清“鞑靼”与“满洲”的区别，直到康熙时代才真正认同清王朝的统治。首都博物馆藏的《印版康熙六旬万寿图》记录了康熙六十岁诞辰的庆祝盛况，这件全120卷的作品，其中卷41、42描绘的是自神武门，经金鳌玉蝀桥、西四牌楼、新街口、西直门、海淀到畅春园，康熙帝的卤簿（帝王外出时的仪仗队）和沿途贺寿的场景。原作《康熙六旬万寿图》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由宋骏业、王原祁、王奕清、冷枚、邹文玉、徐枚、顾天骏、金昆合作的两卷工笔设色写实录。而印版也很可能通过长崎的商人、萨摩和对马、与中国关系密切的琉球和朝鲜人，逐渐流传到日本，让他们感受到盛清时代中国的繁荣。
▲ 印版康熙六旬万寿图（局部），清（1644—1911），首都博物馆藏，图片来源：首都博物馆
▲ 过新年（年画），清（1644—1911），首都博物馆藏，图片来源：首都博物馆
▲ 闹学童图，清（1644―1911），首都博物馆藏，图片来源：首都博物馆
本次展览的第二章“城市生活”分为居住、服饰、经商、节日、育儿、教育、娱乐七个展示组，以比较的形式从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示双城的历史片段。当时的日本人热衷于将本邦风情比附于中国习俗。1676～1685年间，京都儒者、医师黑川道祐所编的《日次纪事》“一月”条：“凡疫疠春初多流行，若然，则民间大小儿各鸣钲鼓而追疫鬼，或以绿树条作小船，舍郊外而归。或以生刍并生草造偶人，舍野外而归，是亦驱疫之一术，而中华造纸船之类乎？”明代谢肇淛所撰《五杂俎》中记载：“闽中俗元日不除粪土，至初五日辇至郢地，取石而返，云得宝。则古人唤如愿之意也，本朝亦如此之类间又多。”在展览中东京都江户东京博物馆藏《一年十二月图》就以直观的面貌呈现出当时的风潮。而描绘了清朝五花八门行业的《老北京三百六十行画册》与浮世绘版《近代职业大全》相映成趣，表现当时社会分工的形形色色。
▲ 老北京三百六十行画册（局部），清（1644—1911），首都博物馆藏，图片来源：首都博物馆
▲ 一年十二个月之江户风俗 上（局部），幕府末期～明治二十二年，东京都江户东京博物馆藏，图片来源：首都博物馆
▲ 《近代职业大全（浮世绘版）》（局部），1890年，东京都江户东京博物馆藏，图片来源：首都博物馆
以年度活动为主题的系列画作还有《见立十二个月》之七月织女、八月中秋赏月，描绘了七夕的织女节和阴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观赏满月的情景。在日本，赏月是在8月15日和9月13日这两天，阴历十五日这一天和中国的阴历十五日日期是相同的。赏月当天，人们用芒草等秋天生长的草做装饰，并用豆馅儿做的米粉团和芋头等食物摆满桌案，享受赏月的乐趣。中国则有描绘八月十五中秋节祭月场景的《中秋拜月图》。祭台上供奉着一尊兔爷，两个孩童正在跪拜，不远处一男童手捧一兔爷正走向另一名孩童，旁边立着一位仕女，手拿灵芝。
▲ 《见立十二个月》之七月织女、八月中秋赏月，1854年，第三代歌川丰国／画，东京都江户东京博物馆藏，图片来源：首都博物馆
▲ 中秋拜月图，清（1644—1911），首都博物馆藏，图片来源：首都博物馆
▲ 一年十二月图 十一月之寒牡丹江户时期（1603―1867），长谷川雪旦/画，东京都江户东京博物馆藏，图片来源：首都博物馆
宽永通宝的昙花一现
18世纪，日本对中国社会造成的最大影响是宽永通宝的流入。宽永通宝又称宽永钱，自1636年（宽永十三年）初铸造以来，被广泛使用并成为百姓生活不可或缺的货币。宽永时期以后，虽此钱币的面值和制作材料皆发生了变化，但仍在江户时期被大量铸造。宽永通宝最初的面额是以一枚一文计算，到了江户中期的1739年（元文四年），由于铸造材料中铜的缺乏，铁质的宽永通宝被铸造出来，但其品质低劣，名声很差。30年后的1768年（明和五年）黄铜质地的四文钱铸造而成。宽永通宝在清代乾隆年间曾大批流入中国，乾隆十七年（1752年）七月，禁止使用日本宽永钱，并严禁商船携带进口。除此之外，清代东南地区如苏州等地，市面上的东洋货也颇为流行。但这些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清朝社会的稳定。
▲ 货币 宽永通宝，1668年，东京都江户东京博物馆藏，图片来源：首都博物馆
▲ 一生用度之测算江户时期（1603―1867），东京都江户东京博物馆藏，图片来源：首都博物馆
单一强势文化压力下的多样变化
18世纪是中国的康雍乾盛世，日本人通过来舶长崎的清朝商船了解到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本称中国为“西来正脉”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日本的幕藩体制本来就与中国的中央集权专制差别极大，中国文化的强势传入，逐渐引发日本社会的强烈不安，甚至有人对单一文化影响下日本社会文化变迁有所担忧。荷兰东印度公司作为西方瓷器贸易的纽带，向日本寻求订单。客观上促进了日本制瓷业的发展。兼具中国纹样和日本构图特点的日本瓷器深受欧洲贵族的青睐。
▲ 青色芙蓉花VOC（荷兰东印度公司缩写）字纹青花盘，清（1690—1720），东京都江户东京博物馆藏，图片来源：TANC
▲ 青色纳纱云鹤纹方补单褂，清（1644—1911），首都博物馆藏，图片来源：首都博物馆
▲ 分染麻质水边风景鹤纹单衣，（江户城镇女性所穿和服），18世纪，东京都江户东京博物馆藏，图片来源：首都博物
日本美术的典型样式——浮世绘，借鉴西方写实艺术来体现江户市民生活。而它作为一种平民艺术，真实地反映了近代日本的人文价值。江户丰富多彩的城市技艺使得这个城市的文化艺术变得精彩异常。展览第三章“城市艺蕴”重点展示江户的各种文化艺术，涉及卷轴、屏风、版画等绘画类别和漆工、瓷器等工艺技法。在贵族和武士阶层的美学关注下，城市技艺吸收传统技法特点的同时，也汲取民间和国外艺术的精髓，对当代日本的艺术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隅田川景物屏风》就描绘了流经江户城的具有代表性的河流——隅田川的景色。屏风右翼展示的是河流入海的河口处；左翼描绘的是从此河口处顺流而上，经两国到浅草寺再到待乳山周边。屏风记录下隅田川沿岸的名胜，还附带有标注出该名胜名称的小牌，是一幅体现各风景区的全景图。
▲ 隅田川景物屏风，1826年，鸟文斋荣之／绘，东京都江户东京博物馆藏，图片来源：首都博物馆
东京都江户东京博物馆都市历史研究室司书楯石桃子表示：“‘江户’一词既是东京的旧称，即‘地域区划意义上的江户’，又是‘时代划分意义上的江户时代’，即德川家康受任征夷大将军设幕府的1603年（庆长八年）至改年号为明治的1868年（庆应四年）之间的265年。而今年2018年（平成三十年）正直江户更名为东京的150周年。回顾江户东京长达415年的历史，这既是一部独特文化形成的历史，又是一部几经灾害和重建的历史。在波澜起伏、诡谲多变的时代变迁中，社会体制、城市景况以及民众的生活也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正在东京江户东京博物馆展出的“东京150年”展览就以“明治东京与市区改正”、“关东大震灾与帝都复兴计划”、“战灾复兴与1964年东京奥运会”、“副都心与现代东京”四个方面，通过照片、影像、各时代的地图等资料，回顾东京最早的面貌及150年间的历程。与首都博物馆的展览互为补充，更能展现从“江户”到“东京”的全貌。（撰文/孟宪晖）
▲ “东京150年”展览中展出的《开发中的台场、临海副都心（航拍）》，1993年（平成5）前后，图片来源：江户东京博物馆
都市•生活——18世纪的东京与北京
首都博物馆
展至10月7日
“东京150年”展览
江户东京博物馆
展至10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