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 ，香港苏富比艺术空间推出以“亚洲前卫艺术”为题的双联展预展，由“具体派传奇”和“韩国单色美学”两个展览组成
| 3月12日，苏富比艺术空间推出以“亚洲前卫艺术”为题的双联展预展，展览由“具体派传奇”和“韩国单色美学”两个展组成，以超过50件作品审视日本与韩国的战后前卫艺术发展，包括日本艺术家白发一雄、元永定正、前川强及韩国艺术家金焕基、河钟贤、李禹焕。
展览“亚洲前卫艺术——具体派传奇”现场，前川强的《作品》（1999年，左），元永定正的《无题》（四联屏风，1988年，中），白发一雄的《Onkurodanau Unjaku》（1994年，右）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亚洲现代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对于位处东亚的日本与韩国来说，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都因战争而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近年来，几个备受瞩目的博物馆级别展览都将目光重新集中于这两国的战后前卫艺术—比如2011年日本“物派”与韩国单色画代表人物李禹焕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回顾展“记录无限”、2012年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出的“东京1955-1970：新前卫”，以及2013年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具体派：灿烂乐园”等等。
香港苏富比当代亚洲艺术部主管林家如谈到以具体派与单色画这两个关键词勾勒出展览框架的初衷：“亚洲和国际收藏族群往往只能通过线性叙事去了解这两个群体，而我们希望突破地缘关系，通过一个平行对照的‘面’，来介绍这两个活跃时期相近的艺术群体。” 日本的战败导致了该国战后对本国文化的批判及重新认识，随着日本逐渐恢复其于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欧美的文化艺术思潮也迅速传入日本。战后的日本艺术面临着两个议题：一方面艺术家们拒绝再与战争时期的旧体制合作；另一方面，他们也渴求日本作为独立国家的自主性，这又意味着拒斥对欧美艺术的盲目景仰。 《Tsunagatteiru》，元永定正，1987年－1988年 《作品》，前川强，1963年年
1954年夏天，“具体艺术协会”在吉原治良的领导下成立于关西地区的芦屋市，参与者是他的16名年轻学生。作为团体的创始人、精神导师与赞助者，吉原治良选择了“具体”（Gutai）一词，以与日本当时偏爱抽象艺术的现代派区别开来。吉原治良在介绍具体派的图录前言中写道：“我们希望以一种具体的方式来呈现我们精神自由的证据，我们将上下求索，从所有类型的艺术创作当中寻找兴奋点。”
“亚洲前卫艺术——韩国单色美学”展览现场，河钟贤的《结合77－10》（1977年，前），河钟贤的《接合 96-016》（1996年，中），郑相和的《无题69－5－A》（1969年，后） 当日本的战后前卫艺术已经为欧美艺术界熟知时，一水之隔的韩国却甚至还没有形成稳定的艺术生态圈。此中最重量级的人物当属1956年移居日本的李禹焕。他是日本“物派”（Mona-ha）艺术的中流砥柱，1972年“物派”结束之后，李禹焕的艺术创作开始逐渐转向平面绘画。1974年，李禹焕开始创作自己最具代表性的绘画系列作品“从点开始”与“从线开始”，他希望通过这些作品激发抽象艺术新的生命力，为韩国的前卫艺术开拓出能够因应东方哲学的创作道路。点、线的模式回归了他幼时受到的东方书画训练，李禹焕的典型风格是以蘸满了颜料的画笔在画面当中不断重复着点和线条，直到颜料耗尽，呈现出由有到无的渐变效果，李禹焕将此称之为“无限的重复”，颜料与画布之外，时间也充当了重要的媒介。 《20-V-69 #94》，金焕基，1969年 具体派和单色画以外，战后的日本和韩国涌现出的艺术团体和潮流不胜枚举，复杂的社会情势固然影响着艺术家的表达，但他们赋予个人创作的独特质感却体现了对自身文化的深切认知，以及摆脱殖民化、在国际中彰显独立性与当代性的渴求。可以说，在全球化大潮到来之前，战后的日韩前卫艺术已经具备了真正的全球性色彩。撰文／武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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