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拉克罗瓦的《自由领导人民》曾经因为政府回避反映1830年题材的作品，而落到被廉价出售的地步

法国艺术史学家托马斯·施勒赛尔（Thomas Schlesser），同时也是《美术》杂志的特邀记者以及电台的专栏主持人。作为“艺术与政治”这个方向的专家，他的著作《艺术面对审查——五个世纪的查禁和抵抗》展现了其深厚的学术功底与投身当前时代的勇气。

本书清理了古往今来的艺术审查制度和艺术家的互动过程，还原了艺术大师们如何跟教会、政府、机构或集体无意识中的审查制度斗争，提供了大量不为人知的史料。一部历史书籍有意义的地方，在于还原历史的复杂和多样性，而不是往既有的口袋中进行填充。本书从艺术和政治互动的角度，重新塑造了当时的社会性格，挑战了我们耳熟能详，常常也是被简化了的“时代特色”。

以“启蒙时代”为例。作者将之标为“在幽暗和光明之间”。他认为从路易十四去世到路易十六下台之间，法国并不是处于一个革命态势日日增长、时代脉搏日渐清晰的过程。最悖论的局面发生在贵族阶层中。这一阶层有一种强烈的渴望，就是通过放纵自由的形象或文字克服生命空虚，获取更个人性的快乐。贵族阶层的这种艺术要求，在传统秩序的维护者——教会那里遭到激烈反对。而人们往往忘记，或者故意忘记的是另一端的情况，这个要求在启蒙主义者、自由派和进步主义者那里的遭遇。后者同样不能容忍并且控诉这种没有“与时俱进”的心灵渴求，斥之为无聊肤浅。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形成了“批评”（la critique）。也就是来自审查机构之外，来自公共空间的意见。随着公共言论的扩展，艺术也越来越向公共批评开放，受到大众趣味、时尚风俗等集体无意识的评判。历史上也第一次展现了这种批评的潜能：有时可能成为一种变相的“审查”。作者引用了当时一位思想家弗朗索瓦·萨巴捷（Francois Sabatier）的话：“批评压在艺术家身上，就像武力压在公民身上；它是艺术领域爱找茬儿的警察，甚至法官，批评有时候会转变为刽子手。”

这句话正好对应了作者举出的艺术家：卡尔·范·洛（Carle van Loo）的最终遭遇。卡尔曾经因其出色的历史画得到法国皇室的尊重。在以希腊罗马古典精神为宗旨的大方向下，卡尔既想要遵循古典风格，又想要听从艺术本身的神圣召唤。可这两个要求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回到古典要求遵循旧例；而艺术天赋和艺术幻想的召唤又要求创造，突破权威。他一步步因为这双重压力走向精神分裂。在他刚刚被评为“国王的首席画家”之后，用一幅《美惠三女神》（Graces）参加了1763年的沙龙展。这幅画由于其自由大胆的表现方式而受到批评，迫使他将画收回，恼怒地拿起颜料刀，当着学徒的面把它戳烂。后来他不得不再画一幅同题画，以使他的风格更接近“古典化”。他画完就去世了，没来得及看到后一幅画如何在1765年沙龙上大获成功。启蒙思想家及美学家狄德罗说 ：“他的优雅（graces，和画名谐音）加速了他的灭亡。”

书中还反复用具体实例来证明另一种历史的变调：审查这种事情，如何在时间的作用下，或者在权力的游戏中变为反讽。在启蒙时代之后的革命时代，德拉克罗瓦那幅举世闻名的《自由领导人民》曾经因为政府回避反映1830年题材的作品，而落到被廉价出售的地步，他只好自己买回藏在家中。而纳粹在1937年举办的“堕落艺术展”，本意在于批判这些有损雅利安光辉形象的作品，却几乎囊括了那个时期德语和部分欧洲其他地区最杰出的作品，成为后来史家的重要参考线索。

到了当代艺术，查禁越来越成了双面刃，讽刺性也越来越强。问题越发显得棘手，因为艺术本身变了。从杜尚在巴黎勒阿尔市场买了一个旧公共厕所的小便器开始，一切就都改变了。作者举出了引人瞩目的维也纳行动主义。他写道，“（杜尚的行为）只是涉及一个人糟践艺术这件事”，而维也纳行动主义在一汪喷涌出的鲜血中所做的，就是“糟践人类本身”了。作者还在当代艺术这个段落探讨了“死亡美学”，对未成年人的形象利用，苏联波普艺术（Sots art），中国当代艺术等话题。

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创造和政治还存在，就会继续有艺术，继续有审查。艺术家总是那些站在火山口的人，是那些头一个跳到时代悬崖对岸的人。而审查者则在悬崖边上拉上围栏，他们树立的招牌就像我们今天在尼亚加拉瀑布边仍能看到的一样：“跳瀑布者违法，将受法律惩罚”。要安全还是冒险？要创造还是维护？虽然没有答案，但谁也无法逃脱回答的任务，正如作者在结语中最后说的那样，“一句话：战斗在继续，每个人都将选择自己的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