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高法院于6月26日做出裁决，确立了同性婚姻在全美范围内的合法地位。但早在那之前，出于对同性恋的恐惧而造成的壁垒已经在艺术与流行文化界摇摇欲坠了。在剧院、电视和流行音乐领域，同性恋已经势如主流，而在传统的前卫艺术领域，酷儿艺术（queer art）已经不再是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以下统称LGBT）艺术家的专利了。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抵制社会和性的所谓“正常态”，这种边界的模糊似乎象征着进步，但有些非同性恋身份的艺术家却因为他们对于酷儿形象的挪用遭到了批判。去年10月在伦敦弗里兹艺术博览会期间举办的一场题为“被利用的感觉：性的挪用”（Feeling Used: the Appropriation of Sexuality）的论坛便探讨了这一话题。论坛着眼于酷儿和性少数的议题，并提问：谁有权利去使用这些形象？酷儿文化究竟属于谁？

“人们普遍担心的一点是，如果你使用的酷儿形象脱离了酷儿人士所体验过的复杂经历，那么这件作品就有可能沦为陈腐的刻板印象或断章取义之作。”论坛主持人、《弗里兹》（Frieze）杂志的助理编辑保罗·克林顿（Paul Clinton）说，“如果艺术家仅仅为了追赶热点才转向酷儿，那么他们就会面临把酷儿变成一种风格的风险。”

乔丹·伍尔夫森于2012年创作的录像作品《红莓作态》

2014年早些时候，纽约作家乔纳森·瓦茨（Jonathan Watts）在《弗里兹》博客上撰文批判了艺术家乔丹·伍尔夫森（Jordan Wolfson）。瓦茨认为，伍尔夫森于2012年创作的录像作品《红莓作态》（Raspberry Poser）是对同性恋审美的“调戏”。这件作品中包括了多个动画角色，其中包括一个盛满心形血细胞的安全套，还有一个蹦蹦跳跳的HIV病毒。“这些角色的动作平淡又无趣，它们穿行过的看似中产的街区正是当年纽约苏豪区艾滋病流行的一带⋯⋯伍尔夫森既不是朋克也不是同志。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什么呢？某种纽约才有的‘后身份’现象吗？”瓦茨说道。

生于英国的艺术家西蒙·藤原（Simon Fujiwara）也出席了弗里兹艺博会的这场论坛，他认为应该对那些初涉酷儿领域的异性恋艺术家进行教育。“这是一片很小的领地，所以对于它的拓荒者来说，要分享这片领地是痛苦的，尤其是在‘殖民者’无知地忽略了前者的努力的时候。”

西蒙·藤原作品《欢迎来到芒勃大饭店》

对于那些“调戏”酷儿形象的异性恋艺术家的批判之一，便是这一行为会导致将同性恋减损为单纯的色情。在藤原的作品中，性占据了关键的部分，但是它往往是被作为探讨其他结构和系统的工具，例如家庭、政治和建筑。“性在艺术中被用于各方面，并且有着悠久的历史。”他说，“性是我创作的前沿，同时它也是生活里一 切的前沿。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对于自己同性恋身份的思考让我意识到我的生活有多少是被我的床笫之事所决定的，这让我感到既害怕又兴奋。但很快，我也意识到，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样适用于异性恋人群。”

在藤原的装置作品《欢迎来到芒勃大饭店》（Welcome to the Hotel Munber）中，他再造了一家西班牙酒吧的吧台，周围挂满了阴茎一样的物品——香肠、面包棍、牛角，以及同性色情片。这件作品有自传的成分也有虚构的内容，而吧台就变成了一段“色情叙事”的场景。“这件作品的一个方面是关于人的身份中有多少是普遍固定的，有多少是个人独有的。”藤原说。

英国艺术家林德·斯特林以同性色情杂志图片为素材创作的拼贴

女权主义者一向反对身份固定的说法，尤其是性别。英国艺术家林德·斯特林（Linder Sterling）自1970年代以来便从事女性色情图像的剪切和拼贴创作，近期她则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同性色情片上。在2012年创作的“表演的烈度”（Magnitudes of Performance）系列中，斯特林将片中出现的男性生殖器替换成诸如胶带、立体声音响、手表等日常用品。“我试图在我所收集到的所有材料中建立某种内部的民主，这样一来，从同性色情杂志上剪下来的图片就和从商品图录上剪下来的家用电器的图片没什么两样了。”她说，“异性恋艺术家已经挪用了所有能够挪用的美学，并且已经对它们反复地使用、滥用、活用过了。如果真的有一种酷儿美学的话，那么见者有份，谁也拦不住。”

理论家们从1990年代就开始使用“酷儿”这个词作为LGBT群体的伞状术语，虽然时过境迁，但现在仍有很多艺术家还面临着恐同和压迫的威胁。南非艺术家与活动家扎内勒·穆霍里（Zanele Muholi）认为，同志权益运动需要艺术界的全力支持。“对于非洲的艺术家来说，‘酷儿’和‘同性恋’这两个词等同于生死之谈。”她说，“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应该告诉别人不要使用酷儿形象，但我们希望艺术家能够以敏感和理性的方式去对待它。我们需要盟友，不论酷儿与否，艺术家们需要选择自己的立场并支持这一运动。”撰文／Anny Shaw 译／张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