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提及朵拉·玛尔（Dora Maar），首先跳进人们脑海的便是“毕加索笔下哭泣的女人”的形象。事实上，在毕加索的众多缪斯中，很少有像摄影师朵拉这样对其作品及人格产生如此重要影响的人。在一起超过10年的时间里，她不仅仅是毕加索笔下《哭泣的女人》（Weeping Woman）系列的灵感源泉，也是他创作最积极时期的生活里坚实的支柱。即使朵拉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她患上了神经衰弱，也常被世人认为是在与毕加索关系中的“受害者”，但她的人生仍与毕加索的创作经历相交织。

▲ 巴布罗·毕加索《哭泣的女人》，60 × 49 cm，现藏于泰特现代艺术馆（Tate Modern），图片来源：Wikipedia

朵拉原名亨利耶特·提欧朵拉·马科维奇（Henriett Theodora Marković），1907年11月22日出生在巴黎，是克罗地亚建筑师约瑟夫·马科维奇（Joseph Marković）的女儿。在她3岁时，因父亲工作的变迁，全家移居到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生活。朵拉在学校讲流利的西班牙语与法语，也进行广泛的英文阅读。天生左撇子的朵拉虽像正常人一样用右手写字、吃饭以及生活，却用左手作画了一生。

▲ 曼·雷（Man Ray）镜头下的朵拉·玛尔，1936年，图片来源：The Red List

1926年，当朵拉19岁时，全家搬回了巴黎。在进入赋予女性平等学习权利的朱利安学院（Académie Julian）深造前，朵拉在摄影学校学习。也是在那时她将自己的名字缩减成了为人所知的朵拉·玛尔。朵拉早期的摄影风格非常具有表现主义特征，带一点戏剧性的品位与困扰性的迷思。她所拍摄的街景，包括那些在巴塞罗那、伦敦以及巴黎的贫穷、潦倒、无聊，展示了她个人、艺术以及政治上的兴趣。

▲ 朵拉·玛尔摄影作品《Marionette accrochée à une palissade》，1934年

1935年末，朵拉被任用为电影《Le Crime de Monsieur Lange》的摄影师。在电影拍摄的布景现场，她第一次遇见了毕加索。已经54岁的他，穿着带皱口袋的松垮的裤子，在衬衫毛衣外披带有奇怪领子的大衣，贝雷帽和长围巾、系在皮带上的钥匙以及用别针夹在外套内侧的现金——一副邋遢的样子。朵拉永远生动地记得那时他们相遇的场景，然而毕加索并没有。那时的他已经与第一任妻子离异，并刚拥有了与情妇玛丽-特蕾思（Marie-Thérèse Walter）的女儿。事实上，在与朵拉长达十余年的恋情中，毕加索一直与玛丽-特蕾思保持着暗地里的情人关系。

▲ 毕加索与朵拉，图片来源：art-picasso.com

直到1936年初，当朵拉再一次与毕加索相遇，这一次，毕加索清楚地记得坐在双叟咖啡馆（Café des Deux Magots）邻座的朵拉：被蓝色眼珠点亮的面颊上有着浓密的眉毛。她不停地在手指间玩弄一把小笔刀，却不小心切到手指，有一滴血甚至浸染了她黑色手套上的玫瑰花。在朋友的介绍下，毕加索用法语与朵拉进行了交流，因为他以为她是个法国人。她却在认同他西班牙人背景的情况下回应了他西班牙语。她的小刀、手指以及手套，这些元素恍若超自然艺术中的静物速写，又带着迷恋意味，牢牢抓住了毕加索的心。危险对于他的致命吸引就像他的存在般强烈，也驱使他向朵拉索要了手套，后来锁进他珍藏物品的展示柜内。

在这次与朵拉的相遇之后，毕加索飞速离开巴黎，与朵拉在穆然相会。在绘于1936年8月1日的画中，毕加索展示了一个年轻的简笔画朵拉。强烈的信息在这幅画中传递：一个艺术界的新来客与一个久经历练的老画家。在那段日子里，毕加索笔下的朵拉展现着持续的转变。她有时是鸟，有时是水中的女神，有时戴着犄角，有时又现身花丛。

▲ 巴勃罗·毕加索《朵拉·玛尔肖像》（Portrait of Dora Maar），40.5 x 31.5 cm，1936年，图片来源：The Red List

1937年初，回到巴黎后，毕加索在朵拉的建议下搬了工作室。他在此绘画笔下的怪兽，恰是他双重性格的折射。在朵拉面前，这些野兽汹涌而出。那时的朵拉也搬了家，就在毕加索新址过去的拐角处。但即便如此，她仍然不能擅自进入毕加索的画室，除非被邀请。她也从没有与毕加索共同生活过。

格尔尼卡的哭泣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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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后的4月，爆发的西班牙内战侵袭了格尔尼卡。1937年底，毕加索被西班牙共和国政府联系，为在翌年5月于巴黎开幕的世博会上的西班牙宫绘制巨幅壁画。而当时的朵拉，因为对军国主义的强烈憎恨，拍下了许多感染力强烈的革命相片—这些恰好成为了毕加索画作的灵感。

▲ 巴勃罗·毕加索《格尔尼卡》（Guernica），布面油画，349 × 776 cm，1937年，现藏于圣索菲亚王后国家艺术中心博物馆（Museo Nacional Centro de Arte Reina Sofía），图片来源：Wikipedia

在整个西班牙内战时期，朵拉代替了毕加索原有的摄像助理，成为他摄像来源的见证与合作者。在画作《格尔尼卡》（Guernica）中，她甚至帮忙绘制了几道竖直的笔触。在灵感缪斯的启迪下，只花了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毕加索完成了长达8米的壁画。毕加索说：“画作不是用来装饰公寓的，它们是战争中的工具，用来抵制残酷与黑暗。”

在《格尔尼卡》中，毕加索提到了朵拉的痕迹：那个握着台灯的女人。但讽刺的是，毕加索同样提及在画中与之相对的带灯笼的女人是玛丽-特蕾思的化身。据目击者称，在画作的创作过程中，玛丽-特蕾思曾来到工作室与朵拉产生冲突，要求她离开。在两人冲突的过程中，毕加索一直保持沉默，把去留选择权留给这两位女人自己。于他而言，玛丽-特蕾思的温柔体贴和朵拉的智慧聪颖，都是他想要的，而他又难以抉择。

在1936至1937年间，毕加索与朵拉合作创造了一系列照片图像。与此同时，毕加索也创作了许多朵拉的肖像画，很多都包含暴力场景。毕加索声称这种对于朵拉折磨式的画面处理是无可避免的；这并不是出于寻乐，是基于深刻现实视觉后的呈现。脾气暴躁的朵拉在他肖像画中的呈现便时常有着被折磨的痛楚。

▲ 巴勃罗·毕加索《朵拉·玛尔的忧伤肖像》（Portrait de Dora Maar pensive），31 x 40.2 cm，1937年，图片来源：The Red List

1937年，毕加索把她画成了《哭泣的女人》系列，或者用密如网状的线条将她“囚禁”在如昆虫般的图像里。对于朵拉的人格，毕加索认为那是“卡夫卡型”的。但并不是每一幅画作里的朵拉都那么痛苦。有一些1937年画作中的朵拉身着艳丽色彩，焕发着年轻的容光。

▲ 巴勃罗·毕加索《La femme qui pleure I》，68.9 x 49.7 cm，1937年

▲ 巴勃罗·毕加索《坐立的女人（朵拉）》，76.5 x 56 cm，1938年，现藏于贝耶勒基金会（Fondation Beyeler），图片来源：The Red List

“一切维持着我们关系的东西都在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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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尔尼卡》创作完成后，毕加索与朵拉在1937年9月回到了穆然。在那里，许多艺术家朋友加入了他们。那时的朵拉在毕加索的热情鼓动下，开始花费很多时间在绘画上，尤其是创作实验性的作品和有风格的肖像画。

▲ 朵拉·玛尔在其位于 Savoie 大街的工作室内，1940年代，图片来源：The Red List

1940年3月，当法国飞机轰炸了巴黎机场时，毕加索与朵拉回到了巴黎。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毕加索持续着绘画，其中包括戴着帽子坐在躺椅上的朵拉、朵拉的上半身等。直到1942年2、3月时，朵拉写下一首绝望的诗。她和毕加索关系之间的裂缝越来越大，她的内心也被越来越深的孤单占据，骄傲逐渐消磨。而当时的政治状况也越来越差，各种生活中的忧郁让两人的关系极度紧张。毕加索也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及：“一切维持着我们关系的东西都在分崩离析。”

1943年5月，两人就餐时遇到弗兰索娃·吉洛（Francois Gilot），一个比毕加索年轻40岁的美丽女人，朵拉的嫉妒之火被点燃。过去10年里，已经与玛丽和她的女儿共享这个男人的经历让朵拉再也不能承受更多。而那时的她，已经基本放弃了摄影。也许是受毕加索言辞的启发和在《格尔尼卡》中的创作经历，朵拉转向了绘画，并声称自己并不是毕加索的情妇，只是他的一个学生。她的天赋和聪慧让她的画作尤其是静物画，展现出独特的神韵。

▲ 弗兰索娃·吉洛（Francois Gilot）与毕加索在安提比斯，1946年，图片来源：pablo-ruiz-picasso.net

两人若即若离的关系一直持续到1946年最终破裂。分手之后，毕加索与朵拉曾在花神咖啡馆（Café de Flore）相遇，毕加索主动提出要与弗兰索娃（当时已经成为他的情人）一起造访朵拉的工作室，并让朵拉告诉弗兰索娃他们之间的一切都早已结束。朵拉回应毕加索说：“你从来没有爱过生活中的任何人，你也不懂如何去爱。”

▲ 朵拉·玛尔与其画作《Portrait of Alice Toklas》，1946年，摄影：Michel Sima，图片来源：The Red List

那之后， 朵拉经历了严重的神经衰弱，行踪成谜。虽然即使在分手10年后，毕加索仍没有停止过羞辱她——不定期地与她进行“礼物”交换，但身体逐渐好转的朵拉从来没有忘记过毕加索。1950年代后期，朵拉在普罗旺斯度过夏天，并在那里绘制景物和乡村生活。她的生活重心只有两方面：宗教与艺术。与此同时，她一直保持着阅读拍卖行画册的习惯——为了看看毕加索画作的价格有了什么改变。那些毕加索为她画的画，她留下了很多，而画作的历史，也因为其拥有者是朵拉的缘故，价格一翻再翻。

▲ 欧文·潘恩（Irving Penn）镜头下的朵拉·玛尔，1948年，图片来源：The Red List

1997年7月16日，朵拉在毕加索离世24年后去世，享年89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仍珍视着一切与他共同拥有过的时光。她的厨房很宝贵，因为他曾经踱步入内；她的椅子也是，因为他的身影曾经在这里停留。她创作的诗集、画作、摄影作品里，有悲伤、疼痛或折磨，她的人生却并不是一个悲剧。即使她的人生很大一部分都活在孤独里——这一切都是她对人生充满勇气的宣言。（撰文／唐袁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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