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铨作品《清溪渔隐图之三》，2014-2015，色、墨宣纸拼贴，140x200cm

“蓄素守中：梁铨三十年绘画作品展”于6月27日在北京蜂巢当代艺术中心开幕。作为近年来新水墨领域不容忽视的名字，梁铨是中国当代最早从事抽象创作的艺术家之一。出生于1948年的梁铨，祖籍广东中山，长于上海，是文革后首批留美的中国当代艺术家。1984年归国任教于浙江美术学院，1995年移居深圳。

梁铨的创作呈现出中西方视觉文化的双重特色，在他的作品中不难觉察到西方抽象绘画的深刻影响，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人画的脉搏亦是贯穿其中的潜流。自1985年起，梁铨逐渐形成了绘画与拼贴相结合的创作特色，含蓄地投射或隐喻他对家庭、社会、历史的种种感受与议论。2000年后，梁铨以茶入画，不再以外界作为关照对象，而是转向个人心迹和生命态度的梳理。从现象回归本质，是其抽象创作的新阶段。

粱铨作品《桃花源记 之一》， 2014，色、墨宣纸拼贴，50×40cm

梁铨作品《千里马》，2011，茶、色、墨、宣纸拼贴，90×120cm

梁铨作品《迹》，2007，茶、色、墨宣纸拼贴，60×90cm

梁铨作品《茶和一点点咖啡》，2001，咖啡、茶、色、墨、宣纸拼贴，178×48cm×4

粱铨作品《红墙》，2000，色、墨宣纸拼贴，55.5×45.5cm

专访梁铨

梁铨肖像

Q：水墨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你如何看待新水墨的发展？

A：我一开始并没有打算一定要创新水墨，只是把我的想法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从85年开始，我的方式基本就是对中国传统山水画的拼贴。我喜欢干净，我的审美有点文人画的情趣。我比较崇拜倪云林，他是个有洁癖的人，但这种洁癖其实是一种形而上的、精神上的东西。水墨这个形式，应该是艺术家有很多话在里面说，而很多人并没有要说的话。这么多人搞水墨，没意思了。

Q：80年代初，你从浙江美院去了美国学习版画，西方绘画给你带来了哪些启发？

A：我所在的旧金山艺术学院是在西海岸，当时Sam Francis的抽象画得很好，洛杉矶有个叫Richard Diebenkorn的，我也很喜欢，我认为我或多或少受到了他的影响。此外，学习了西洋画之后再来看中国画，视野就会有变化。比如，用陌生化的视角来看，我觉得传统的裱画就是一种拼贴，可以把装裱当做一整张画对待，所以我后来作品的构图就参考了装裱。这就是他者的刺激给你带来的新思考。

粱铨作品《城中人》1994，色、墨宣纸拼贴，59×46cm

粱铨作品《旅途日记》，1992，色、墨宣纸拼贴，87×107cm

Q：在美国求学的经验如何更坚定了你对中国传统的追求？

A：当时在美国最大的感触是要跟他们拉开距离。其实当时西海岸的很多画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东方艺术及禅宗的影响，我就觉得，既然西方人都能借鉴东方文化，我们东方人更应该认真研究。到大都会博物馆去看一圈，发现我们的祖先早在几千年前就跟他们拉开了距离。所以，我一直以来想的都是怎么把文化精神运动到绘画中，到现在为止，我还是以文人画为基调的。

Q：你是怎么理解文化的？

A：我觉得文化就是中国士大夫的高级情趣，宋元文化就是高峰的代表。

Q：有人认为，你的作品没有批判，您怎么看？

A：我有我要说的问题，不一定只有政治批判才叫批判。比如倪云林所在的元人统治时期其实是非常黑暗的，他是精神上如此喜爱干净的人，面对世态应该很悲愤，然而倪云林的画是如此澄明。我在想，这种心态是不是我需要学习的？我对自然生态、社会问题、文化环境也有不满，也嫉恶如仇，但我能不能用相反的方式来表达？在作品中少一些愤怒，多一些干净。也许有一些理论家认为我没有思想，但这就是我真实的想法。赵无极说他不画画的时候脾气很大，一画画就没脾气了。我也有同感，所以很享受画画的过程，这也是对外部世界的一种反抗，外部世界太闹了。

梁铨作品《儿子》，1989-1990， 色、墨宣纸拼贴，120×90cm

梁铨作品《江南》，1985，装置、色、墨宣纸拼贴，139×139cm

梁铨作品《向传统致敬》，1982，铜版、薄拼贴技法，39×55cm

Q：在这个问题上其实不分古今中外，不是只有中国文人有避世的思考。比如你的画让人想到了莫兰迪。

A：对，莫兰迪，面对那些瓶瓶罐罐，他感到里面有无穷的世界，他从来没有厌倦过。贾科梅蒂也是这样的人。

Q：你很早就开始了当代艺术的创作，但您似乎并非那个时候的弄潮儿。

A：我始终是一个边缘人。另外，在美国待过一段时间后回来看，国内有些人做的事情就觉得没有必要再做了。我不是说他们不好，只不过一旦知道了结果之后就不会太想参与了。采访、整理／TANC

展览信息

蓄素守中：梁铨三十年绘画作品展

蜂巢当代艺术中心｜6月27日－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