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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变”冲动——中国当代艺术界之变

Apr 16, 2015   艺术新闻/中文版

2014年的中国当代艺术界蕴含着诸多变数与新兴力量。除了发生在实体空间中传统意义上的展览,网络与新媒体平台、社会事件也成为艺术家们自我表达的新领域,中国当代艺术正在各个层面酝酿着改变。

创作之变:惯性可能打破吗?

刘小东在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的影像展“儿时朋友都胖了” 现场

在过去的2014年,徐冰、刘小东、黄永砯、蔡国强、王广义等上世纪90年代便开始在国际领域名声斐然的一代艺术家都在国内举行了个展,其中以回顾展和展示旧作为主。王广义在泉空间的展览“偶像的底片”梳理了其近年的新作,其中包含了对达· 芬奇《最后的晚餐》(The Last Supper,1494-1498)和安德烈亚·曼特尼亚(Andrea Mantegna )《哀悼基督》(The Lamentation over the Dead Christ, 1475-1478)等艺术史上重要宗教题材画作的特殊处理。艺术家通过绘画技法将原作处理成了类似摄影负片的效果。然而,艺术家对作品形式感的依赖并没有跳脱出其自身的创作惯性。如何在形成一套成熟的艺术语言后继续保持创作的活力,同时在市场和公众预设的期待面前保持个体的独立,是这一辈艺术家将一直面临的问题。

王广义在泉空间的展览“偶像的底片”,作品《新宗教——最后的晚餐》

尝试新的艺术媒介或许是一种挑战自己和激发创新的捷径。刘小东在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举行的影像展“儿时朋友都胖了”首次全面回顾了他1984年至2014年间的摄影创作。这位以现实主义油画为人所熟知的艺术家与摄影的紧密联系渗透到了他的创作及生活和与家人、朋友的关系中。张培力于2014年年底开幕的展览“不但|而且”同样富于创新的胆量。告别绘画近20年的中国录像艺术先锋张培力在美国进行艺术驻留期间,以石版、铜版、木刻等版画媒介创作了这一系列平面作品。同时,其近期创作还包括以摄影为媒介的观念作品等。比如他将时隔一年拍摄的两张杭州花圃大门的照片进行并置,将其命名为《时隔一年的公园正门》,以摄影手法继续探讨时间与媒介的关系及观看经验中的多种可能。

身份之变:以多重身份寻求新空间

张培力集艺术家、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和OCAT上海馆执行馆长的三重身份于一身

张培力于2014年年底开幕的展览“不但|而且”

除了在创作中寻求改变,张培力还代表了一类尝试突破“艺术家”标签的艺术创作者,他集艺术家、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和OCAT上海馆执行馆长的三重身份于一身。在2014年12月举办的OCAT上海馆“皮埃尔·于贝尔奖入围展”的开幕式上,评委之一、国际知名策展人、2015年伊斯坦布尔双年展策展人卡洛琳·克里斯托夫-巴卡捷夫(Carolyn Christov-Bakargie )在讲话中就张培力的特殊身份评论了艺术家在艺术系统中地位的转变。她说,“今天在全球范围内,艺术家作为一个艺术机构的领导人其实并不常见。但我认为这种情况是很重要的。因为当今的艺术界充满着隔阂,拥有权威的人、拥有话语权的人和没有这些特权的人之间泾渭分明。将这种分野打破并使一个艺术机构的负责人由艺术家担当实际上回归了几个世纪前艺术系统发展伊始的本源。”

艺术家徐震与收藏家周大为合作创办的艺术衍生品牌“皮毛”,在2014年11月Art021期间开设了一家临时店

在艺术行业的专业化和职业化程度逐渐加深时,艺术家所具有的“独立”和“批判性”身份定义却在被打破。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利益链条中争取自主性和表达空间反而造就了拥有多重身份的新的艺术家类型。徐震不仅是当代艺术家,同时还是专事艺术生产的没顶公司的创办人和总裁。2014年,徐震策划的“1199个人——龙美术馆收藏展”选取了龙美术馆馆藏中自改革开放之初至今的近三百件人物画作品,按照一位女性、一位男性、双人、多人的规则进行分类,将其在展厅墙面上分别由下至上陈列展示。这究竟是徐震从艺术家迈向策展人的又一“跨界”之举,还是他以挪用的手法对现成的美术馆藏品进行的艺术创作?或许这两者之间的区分已不具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徐震式的搞乱系统还表现在,他与收藏家周大为合作创办的艺术品衍生品牌“皮毛”,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艺术品商业化的尝试。

从“我们这一代”到“我这一代”

2014年6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艺术博物馆开幕的展览“我这一代:中国青年艺术家”现场

2014年的最大赢家或许正是在全球当代艺术界崭露头角的中国新生代。2014年4月底,由23位70后和80后中国艺术家参展的当代艺术展“八种可能路径”在德国柏林开幕。6月份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艺术博物馆(Tampa Museum )开幕的展览“我这一代:中国青年艺术家”(My Generation: Young Chinese Artist )同样聚集了年轻一代的中国艺术家。策展人芭芭拉·波洛克(Barbara Pollack )认为,中国艺术真正的变化在1976年后出生的艺术家一代身上——他们没有受到太多“文革”的影响。不同于成长在中国隔绝年代的上一代艺术家,“后毛时代”的艺术家在日益全球化的艺术世界中生存和创作,从而也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文化身份和语境。同样以在海外推介中国青年一代艺术家为己任的群展“Inside China”中法艺术家联展于2014年10月在法国巴黎的东京宫(Palais de Tokyo )开幕,由东京宫与中国K11艺术基金会(K11 Art Foundation,KAF )首次共同策划。参展艺术家包括李钢、于吉等共5位80后中国艺术家。他们中多数是第一次在欧洲举办展览。

方璐的作品在德国柏林“八种可能路径”的展览展出

作为“Inside China”的策展人,王春辰认为,许多中国新一代的青年艺术家今天更注重研究、创作的过程,他们在创作方法和表现语言上有着不同以往的落脚点,更多地从自己的生活出发,从而完成将生存经验向艺术的转化。“这些80后艺术家的作品面貌中没有任何‘中国符号’……因为艺术是你要去看、去深入理解,而非表象是一条龙、一个毛泽东、一个‘文化大革命’(的符号)那么简单。”他说。

中国青年艺术家程然的作品在东京宫“Inside China”展览上展出

当艺术中的隔阂有所消解,不同艺术语言之间的“转化”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这也正是为什么新一代的中国青年艺术家不再执着于寻找和强调一个简单的文化符号。今天,他们所拥有的是全球化的视野和信息时代的生存体验。他们对于西方当代艺术的历史和发展如数家珍,他们对于八大山人的了解或许远远低于与其同时代的荷兰艺术巨匠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对于中国新一代艺术家来说,不论在创作素材还是身份认同上,“国际语言”取代了“中国”甚至是“东方”的标签,多重媒介的交融与实验将为创造力提供新的表达语言。在这个信息爆炸同时又碎片化的巨变时代,曾经带有旗帜作用和主流价值观的“我们这一代”或将蜕变,强调个体、多样、创新的“我这一代”正在成为新的主流。撰文/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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