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斯·塞洛塔（Nicholas Serota）

泰特美术馆总馆长。在ArtReview评选的2015年度最具影响力人物名单中，塞洛塔排在了第5位。在今年年初，塞洛塔在首尔三星美术馆的一场演讲中，表达了他对数字时代中泰特美术馆群的展望及对“美术馆”这一概念的看法。本文即是塞洛塔当时的演讲记录。

▲ 泰特现代美术馆新馆建筑效果图，该馆将于今年6月17日开幕

泰特现代美术馆新馆将于2016年6月向公众开放。这不失为思考博物馆本世纪以来的变化以及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时刻。过去20年间，博物馆观众的预期和行为发生了巨变。

这一转型首次引起我的注意是2003年观众对奥拉维尔·埃利亚松（Olafur Eliasson）在涡轮大厅（Turbine Hall）展出的装置作品《气象计划》（ The  weather  project ）的反应。观众们占据了展厅，并用其作为自身经验的发生地，于是这件作品产生了我们预期之外的表演性。另外卡斯登·奥莱（Carsten Höller）2006年的作品《实验场》（Test Site）和桃瑞丝·沙尔塞朵（Doris Salcedo）2007年在涡轮大厅的作品《暗语》（Shibboleth）也都产生了类似的出人预料的效果。

▲ 2003年奥拉维尔·埃利亚松的《气象计划》在泰特涡轮大厅展出，吸引了200万参观人次

另一种公众参与的形式始于2002年我们在透纳奖展览上引入的评论卡机制，鼓励观众留下各自的想法。我们的这一举措远在如今已再寻常不过的网络评论平台出现之前。这些现象反映了我们社会的变化：人们通过社交媒体和数字平台变得更积极地去质疑、参与和交换各自的见解。

作为策展人，我们应如何回应这对新的展览形式，以及讨论和对话的需求？我们又能否在维持传统策展形式和学术规范的同时回应这些新需求？

受策展理念、艺术新潮和观众需求的推动，“博物馆”的概念不断在革新。21世纪博物馆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创造能够让艺术家愿意在其中工作的空间，以及为这些空间策划契合公众参与需求的展览。泰特现代美术馆新打造的“油罐”（Tank）空间原是发电厂的储油罐，如今成了2016年将开馆的新馆的主体。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也宣布了新馆的设计方案，其中将包括一个专供行为艺术的“灰盒子”（grey box）空间。泰特和MoMA现在都有专门的行为艺术策展人。他们同时也对行为艺术的历史展开研究，并试图重新呈现过去发生过的行为艺术表演。

对行为艺术的日益重视促使泰特打造了一个新的展览项目，而这些作品占据了一个全新的空间：虚拟世界。自2012年起，泰特就展开了行为艺术演播室（Performance Room）项目。没有实际的观众会在现场，但这些表演会通过网络直播，全世界数以千计的观众可以实时观看。这是首次有美术馆委托艺术家为网络空间创作行为艺术。先后有包括杰罗姆·贝尔（Jerome Bel）、琼·乔纳斯（Joan Jonas）、卡莉·斯普纳（Cally Spooner）和拉格纳·基亚尔坦松（Ragnar Kjartansson） 在内的艺术家参与了这个项目。

对美术馆更严峻的一个挑战在于认识到美术馆不再仅是一个以观看、教诲和体验为主的地方，而同样是观众通过参与收获知识和个人发展的平台。在美术馆我们尝试去反思我们各自的身份，自身和他人及世界的关系。于是美术馆变得更像一个实验室和一所大学。

数字通信技术通过手机应用丰富了观众的参观体验。观众可以选择在到访之前、之后，甚至是和美术馆毫无关联的地点使用这些程序。这要求博物馆进行革新，提供新的出版物和在馆内创造新的聆听观众意见并采取回应的空间。在泰特不列颠美术馆，我们在传统的工作室之外又打造了一个新的数字工作室。我们计划在泰特现代美术馆的新馆内留出一个供观众学习、辩论和创造的空间。

数字技术让我们和艺术互动的方式既可以很随意，也可以很深刻。有几百万人在社交网络上关注泰特美术馆，对我们的博客和YouTube视频发表评论。近年来，我们给观众提供了直接向艺术家发问的机会，也鼓励他们绘制数码图像，并将它们投影到泰特现代美术馆的墙上。我们现在正设计一个手机应用为观众提供泰特美术馆新馆的导航。我们也会增添更多的鼓励数字互动和交流的空间。

美术馆现在已不仅是我们学习的空间，也是我们社交活动的发生地。很多人会质疑并批评美术馆内的咖啡馆、餐厅和商店对美术馆氛围和宗旨的影响，但这些设施让美术馆变成了一个不那么高高在上的地方，对更多普通的观众敞开自己的大门。不过这一类型的民主化不能仅限于提供更多消费的机会，而应该更具深度。

数字时代的新型“共同体”

在传统的教育形式下，讨论仅在专家间发生，并由专家们将积累起的知识传到下一代。但公开的知识交换与此完全不同。它对所有权和经验的共享很像一个“共同体”，即“公共的财富”。这一理念对当今的博物馆而言尤为重要。数字时代要求我们以全新的方式回应观众的期望和诉求。

所以这一新型的“共同体”究竟包括什么？我们能够共享的财富并不难想象。它们首先在于我们的馆藏。我们的策展人通过自身的学识让它们跃然于观众眼前。财富还包括我们的展馆，它们将观众聚集在一起，并提供了一个可供人们辩论的空间。

但我们如何实现这一共同体中的公共性，并打造这样一个理念：每个人都是这个社群的一分子，属于社群中的每个成员，并可被每个人所用？我们必须认识到并非只有在博物馆工作的专家才拥有对藏品的见地。近年来，我们和大学的合作愈发密切，不过学院和美术馆间人员无障碍地流动仍只是一个理想。

我们还会在公共领域召集研究人员，像是学术领域的众筹。几年前，泰特邀请公众识别透纳捐献的3万余幅写生和素描中的主题。这一项目的成果让我们对透纳的创作方式和他的游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同时给予了公众更大的参与度与自主性。

最近，我们邀请公众识别约翰·派珀（John Piper）20年间摄影创作中的建筑和景色。我们必须在鼓励公众参与时不惧怕承担更大的风险。如果那些参与的人员并不具备我们领域的知识，且不熟悉我们领域的规范，我们必须和他们讨论艺术的本质和艺术在社会中的地位，而非一味地对艺术的历史和实践进行追问。

在泰特美术馆系统里，我们正打造一个全新的项目探讨视觉艺术家在社会文化和经济层面做出的贡献。我们试图做出有深度的研究，同时通过对立的视角讨论我们时代面临的宏大的议题：城市生活、移民、性别和社会身份、全球化的影响。我们视艺术为一系列辩论和创作的催化剂，在一年中对指定的命题进行深度的探讨。

我们会把艺术家、作家、表演艺术家和思想家汇聚在一起，另外公众的参与、讨论、争执和创意会叩问或传播他们的理念。艺术家会主导这个项目。我们的活动会有传统的讲座、研讨会、工作坊，也会将参与者分成若干小组 ，每个小组会关注特定的主题。我们会和许多不同的团队合作，并从现有的青年小组泰特集体（Tate Collectives）的经验中汲取灵感。我们的目的是激发公众的参与感 ，营造更加公开、包容和富创造力的学习空间。

撰文 | Nicholas Serota

翻译 | 赵文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