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泰特美洲基金会（Tate Americas）的募款晚宴在纽约举行）

2007年，英国泰特美术馆加紧了其在美国筹款的力度，此举让不少的纽约客们皱起了眉头。在种种“不公平的”激励机制中，泰特甚至打出了与时任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在唐宁街十号会面的杀手锏。从那时起，尽管经济衰退仍在继续，但来自大西洋彼岸的筹款却如墨西哥湾暖流一般源源不绝。而在今年5月举行的弗里兹纽约艺博会（Frieze New York）期间，这家英国艺术机构又在曼哈顿举办了一场名流云集的筹款派对。这一次，纵使没有了与英国现任首相卡梅伦会面的噱头，但泰特依然成功募集了200多万美元用以收购美洲的当代艺术作品——在场的人对此却没有表示出任何异议。

与此同时，在其伦敦驻地，泰特总监尼古拉斯·塞罗塔（Nicholas Serota）及其领导下的高层管理团队正忙于为泰特现代美术馆的扩建工程募集余下的4300万英镑的资金。建设中的新翼楼由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建筑事务所（Herzog & de Meuron）设计，总耗资2.15亿英镑，预计在2016年之前竣工。此外，他们还需要面对新一轮的政府补贴削减。在联合政府原有的针对英格兰国有美术馆的15%的补贴削减的基础上，这一局势无疑是雪上加霜。

泰特所遇到的困境也在全欧许多机构之间蔓延。在数十亿资金被投入或即将投入建筑项目的同时，维持机构运作的公共支出却在减少。

6月，《艺术新闻》顾问及撰稿人安德拉斯·赞托（András Szántó）在巴塞尔艺术博览会期间主持了题为“博物馆与经济紧缩”的对话活动。赞托指出：“持续的全球经济危机和由此产生的财政紧缩措施，正在威胁福利国家慷慨赞助文化机构的传统制度。”他提出了两大问题，“大萧条来临时，欧洲的博物馆会遭遇什么？博物馆如何说服公共部门与私人继续提供资助？”

对话中，西班牙莱昂当代艺术博物馆（Museo de Arte Contemporáneo de Castilla y León，简称MUSAC）前馆长奥古斯丁·佩雷斯·卢比奥（Agustín Pérez Rubio）表示，他当初辞职的原因部分是为了抗议西班牙政府大幅削减对于艺术机构的资助。佩雷斯·卢比奥目睹了预算削减近半，从他就任时的470万欧元降至210万欧元。他表示，迫使他离职的政治干涉多于经济原因。“我有钱办展览，但却没人来组织。我甚至雇不起年轻策展人来做协调员。我跟一位政治家说，这不合逻辑。他回答我，‘奥古斯丁，政治本就不合逻辑。’”佩雷斯·卢比奥批评左、右两派政治家在鼓励私人捐赠方面都没有作为。“西班牙国内还有很多钱，但富人不会捐给文化事业，不像在美国是（直接）抵税的方式。”

与此同时，在受经济危机冲击最严重的欧元区国家希腊，情况已经过于糟糕。希腊的雅典娜艺术馆（Kunsthalle Athena）创始人、总监玛丽娜·弗吉迪斯（Marina Fokidis）认为，博物馆不该在此时向国家寻求帮助。“我们不希望视觉艺术分走退休者的钱，他们有时甚至付不起医药费。我们希望视觉艺术站在领退休金的人一方。何乐不为呢？这是一种文化。不拿国家的钱，很少、甚至一点也不拿，在一个将被铭记的严峻时期，这是一种团结的姿态。”一些希腊顶级收藏家的慈善之举，只面向纽约的新美术馆（New Museum）和伦敦的泰特美术馆、白教堂画廊（Whitechapel Gallery）这类机构，对希腊本土机构却贡献不多，弗吉迪斯对此感到失望。

弗吉迪斯又介绍道，雅典娜艺术馆的开幕展的灵感来源于一种流行的应对策略——“酒吧”。她解释说：“我们想重新创造一种酒吧方法论。我们觉得，‘应该开门纳客’。这里可以让很多年轻人来聚会。如果向当地人打听雅典娜艺术馆，他们会告诉你，‘那里有我们喜欢的艺术，而且那里是我们的地盘。’”

泰特、蓬皮杜艺术中心、俄罗斯冬宫博物馆和其他机构与美国“大慈善”成功接轨的例子，令许多小型机构也跃跃欲试，这也可以理解。赞托说：“当一切都失败了，大家都没有办法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说，‘我们来组建一个美国联谊组织吧。’”但对那些缺乏品牌号召力及富裕的海外移民社群的市级博物馆来说，这个提议真的可行吗？兼任法兰克福施泰德博物馆（Frankfurt°Øs Städel Museum）和席尔恩艺术馆（Schirn Kunsthalle）馆长的马克斯·霍莱因（Max Hollein），把在美国学到的筹款经验移植到了德国。但他认为，接受友情赞助和影响美国富人都只是缺乏远见的策略。“美国的机构的确是建立在私人赞助的基础之上，但这并不代表其他地方的博物馆也能因此获得利好。”霍莱因又补充道，“资金永远来自于本地；博物馆董事会里或许会有外国人，但个体赞助人始终只对本地的东西感兴趣，无论在纽约、伦敦或巴黎都是这样。”撰文／Helen Stoilas和Javier Pes   译／朱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