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希特，《924-1STRIP》，2012年）

抽象艺术的回归

曾在20世纪占据支配地位的抽象艺术，在第44届巴塞尔艺博会上重又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抽象艺术先锋们具有历史意义的作品包括：亚历山大·卡尔德（Alexander Calder）的运动装置、唐纳德·贾德（Donald Judd）极简主义墙上雕塑作品，以及里希特的各种巨幅抽象作品。

纽约画廊主肖恩·凯利（Sean Kelly）在巴塞尔展出的作品几乎都是抽象艺术，他说：“如今，艺术家们以各种媒介创作了大量非常棒的（抽象）作品，我们想要尽量体现这一点。”他带来的卡勒姆·英尼斯（Callum Innes）2013年创作的《无题》，这幅大型布面油画与虫胶材料作品被一位美国的私人藏家以5万英镑的价格购得。

艺术家阿德·莱因哈特（Ad Reinhardt）有句名言，称自己20世纪60年代的“黑色”抽象作品标志着绘画的终结，但是，耶鲁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罗伯特·司多尔（Robert Storr）说，抽象的形式“仍然向新鲜创造无限开放”，他将于今年11月份在纽约的大卫·茨维尔纳画廊策划莱因哈特的个展。司多尔说，“（抽象艺术）是现代艺术的伟大创举之一，与其说它已有百年之久，不如说它还很年轻，诞生至今仅一个世纪。”

今天的艺术家是否能把曾经激进的形式引向一个全新的、意义深刻的方向？纽约的艺术顾问丽莎·希夫（Lisa Schiff）说：“问题在于，有一群较底层的抽象艺术家，他们很优秀，作品看上去也很美，但从艺术史的角度来考量，他们却没有为我们带来新意。这些艺术家并没有为这场对话带来更多东西。”她亦强调了一些例外，“（还是有一些抽象作品）在形式的创新上让他们鹤立鸡群”，例如美国艺术家加斯·韦泽（Garth Weiser），他2013年的作品《Sedaka》在艺博会开幕半小时之内，以5.5万美元的价格售给了一位美国的私人藏家。 Massimo De Carlo画廊并排展出了三件由不同艺术家创作的尺寸相同的抽象作品，画廊公关弗拉维奥·蒙特（Flavio del Monte）说，他们以此“探索抽象艺术的可能性”。他还说道：“今天，我们受四面八方无处不在的图像攻击，所以对艺术家来说，能保持一定距离是很重要的。”

对一些人来说，抽象艺术提供了以新方式开拓艺术史的机会。在Nordenhake画廊，29岁的艺术家保罗·法葛斯乔德（Paul Fägerskiöld）在他2013年创作的《无题（黄）》单色喷漆绘画中，向波洛克和其他令其仰慕的前辈艺术家们表达了敬意，这件作品以2.5万欧元的价格售给了一家德国私立美术馆。

潮流亦受市场引导。大繁荣年份以俗艳华丽而不言自喻的艺术为主，但如今正回归到更有思想性的抽象形式，欧洲零小组（European Zero group）艺术家们的作品就是一个例子。Sperone Westwater画廊的负责人说：“我们2008年为这个小组做了一次展览，培养了美国观众对看似新鲜的作品的意识，这次展览反响强烈而持久。”这家画廊在艺博会上展出了此小组相关艺术家的作品，包括卢西奥·丰塔纳（Lucio Fontana）创作于1958年的《Concetto spaziale》，定价约100万欧元。此外，经济衰退之后，抽象艺术家作品的拍卖纪录在上个月纽约的苏富比拍卖会上达到了4380万美元，藏家以此天价捧走的是巴内特·纽曼（Barnett Newman）创作于1953年的《Onement VI》。画廊主鲍勃·欧瑟夫（Bob van Orsouw）给巴塞尔带来荷兰的抽象艺术作品，他说，“藏家们现在想买的是更安静、更有思想性、更深刻的艺术品。属于吵闹而有趣作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抽象艺术作品更赏心悦目的事实应该也是吸引2008年以来进入市场的新买家们的原因之一，从某些藏家的交易情况即可得知。一位伦敦的艺术交易商说，“具象艺术的潮流似乎还是不久前的事情；可现在流行的又是好看的抽象艺术了。”其他人并未看到问题所在，司多尔说，“谁说装饰性艺术不算严肃艺术？马蒂斯与几乎全部的伊斯兰传统都证实了它本身就是严肃艺术的事实。”他又说，“难道蒙德里安的作品不养眼吗？”

政治化艺术的归宿

随着叙利亚内战和土耳其反政府抗议活动的日益激烈，艺术界也做出了相应回应。在巴塞尔艺术展上，涌现出一大批与战争、冲突和恐怖主义内容相关的作品。作品灵感来源于敏感的政治问题，通常被归为双年展和卡塞尔文献展的特别展览内容，并不具有市场亲和力。

参观者们在展览的“Art Unlimited”单元排队参观智利艺术家阿尔弗雷多·加尔（Alfredo Jaar）关于已故摄影记者凯文·卡特（ Kevin Carter）的作品，卡特的摄影作品——苏丹沙漠中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为他赢得了1994年的普利策奖。黄永的装置作品，《阿伯塔巴德》，售价375000英镑，也引发争议，该作品再现了本·拉丹2011年在巴基斯坦的阿伯塔巴德被美军击毙的藏身之所。同时，约翰·格蒙佩雷兹（Johan Grimonprez）2013年的电影作品《暗影世界》，售价35000英镑，影片的主人公也定位为一个南非军火商和一名战地记者。

“我们周围的现实世界是无法避免的。这样进退两难的境地在新一代的作品中可见一斑，他们只是试图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加尔这样说道，并补充说所有的艺术都是“本质上具有政治性的”。艺术家一向都与政治相关，特别是从启蒙运动之后，凯特林娜·格莱格斯（Katerina Gregos）这样认为，她是“新乌托邦：人权国度”展览的策展人。她说，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真实，“我们正处在一个波动且无常的时代”。

Goodman画廊的负责人丽萨·艾瑟斯（Liza Essers）说：“社会的指向开始偏回上世纪60年代的社会思潮，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创作有意义的作品。”他们同时也是代理备受争议的艺术家加尔的画廊。在过去的十五年里，艺术家如村上隆、达明安·赫斯特和安迪·沃霍尔的作品占据了巴塞尔艺术博览会上的重要地位，而更多的与政治相关的元素开始在近些年的艺术作品中流行起来。

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的国家现代艺术馆馆长阿尔弗莱德·派克蒙特（Alfred Pacquement）认为来自中东和亚洲等冲突地区的艺术家变得越来越受人瞩目。该博物馆正在协商购买卡德尔·阿蒂亚（Kader Attia）2012年的作品《修复》，这幅双联幅80张幻灯片的作品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士兵与非洲受损文物的图片并列呈现。阿蒂亚强调，阿拉伯世界的动荡以及之后的“金光闪闪的时代可能不会持续更久。艺术的实践与战争息息相关。战争和前卫艺术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

藏家是否为“残酷的美”买单

私人藏家是否愿意每天面对这样的以现实问题为基础创作的艺术？格莱格斯说，“大多数藏家仍然对具象的艺术作品更感兴趣。”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东藏家表示，与政治相关的作品会引起他的共鸣，“因为我在战争中长大”，不过他也认为别的藏家可能会对这样题材的作品难以接受。

博物馆可能是这些大胆作品的最好归宿。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东藏家表示，某些在“Art Unlimited”展示的作品“可能过于尖锐”，捐献给博物馆应该是个好的选择。

“一些涉及尖锐社会矛盾的作品更适合机构或博物馆收藏，但我们仍看到私人藏家购买涉及社会意识的作品是呈上升趋势的”，艾瑟斯说。与她画廊合作的国际艺术家们的作品触及与非洲相关的争议性话题。加尔1995年的记叙卢旺达种族灭亡的视频作品《怀抱》以36000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了法国的一名私人藏家。托马斯·戴恩画廊展出了多幅充满政治色彩的作品，并以65000欧元的价格将史蒂夫·麦奎因（Steve McQueen）2013年的灯箱作品《私刑树》出售给了贝鲁特的一位收藏家，该作品描绘了一具在新奥尔良的奴隶绞刑架。

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与冲突问题相关的艺术作品并没有人们预想中的多。但涉及政治的艺术作品在巴塞尔的出现至少证明除了双年展，艺博会也对这种边缘、犀利的艺术感兴趣。毕竟“艺术家是社会的良知”，格莱格斯说，“他们改变你对世界的看法并挑战你对社会的理解”。撰文／Charlotte Burns，Melanie Gerlis，Julia Michalska 译／杨夏薇、孙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