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昔对照：约瑟夫·博伊斯1969年在伯尔尼美术馆创作的《油脂角落》（左）；“当态度变为形式：伯尔尼1969/威尼斯2013”，展览现场（右）

威尼斯。1969年3月22日至4月27日，时年35岁的策展人哈罗德·史泽曼（Harald Szeemann）策划的“当态度变为形式”（When Attitudes Becomes Form）在瑞士伯尔尼美术馆展出。出现在这一展览上的作品，后来都成为了美术史中的贫穷艺术、过程艺术和观念艺术最著名的案例。史泽曼也因此被称为当代艺术界的伯乐。

里程碑

展览的题目，“当态度变为形式”，标志着艺术与制作过程之间的关系，更强调了这一展览对于附着在恋物性作品上的商业利益的反抗，以及这一过程所引发的转变。

1969年以来，批评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前赴后继地将这一展览引述为一座里程碑，但是又有多少人真正看过呢？史泽曼的展览被收录于1991年出版的《展览艺术》（Die Kunst der Ausstellung）一书中，在这本重要的参考书里，它与1902年的维也纳分离派展览、1913年的军械库展和1955年的首届文献展分庭抗礼。这场展览成为了一块试金石、一则神话，成为了当代艺术中失落的帝国，以及无数博士论文的选题。

因此，当被誉为“贫穷艺术之父”的杰尔马诺·切兰特（Germano Celant）宣布他将在普拉达基金会的驻地威尼斯皇后宫（Ca’ Corner della Regina）重现这场展览时，艺术界为之一振。而开幕当日，观众更要排上两个半小时的队才得以入场。

事实上，切兰特的理念是要将展览表面的学术意图与景观结合起来。展览不仅仅是对1969年展出的作品的集结，而是对原展览的近乎精确的再造。

此次再造的展览仰仗于在洛杉矶盖蒂研究所找到的素材和当时的照片才得以复原。项目的合作者有艺术家托马斯·迪曼德（Thomas Demand）和建筑师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他们在“普拉达宫”的巴洛克房间里立起了跟伯尔尼展览上一模一样的展墙，相同的颜色、相同的踢脚板，还有一层照片渲染出的拼花地板。数百件图腾般的作品被放置于这座迷盒之中，而那些缺席的作品也被用轮廓线标示了出来。此外，展览还展出了史泽曼与参展艺术家之间的通信以及作品的货运单据和保险凭证。

可究竟哪里出了问题？这场展览的面目为何变得让人疑惑与费解？这些房间散发出沉闷的气息，它不仅仅来自于粉刷过的彩绘天顶与作品间不协调的关系，或者这些原样复制的展厅里昏暗的灯光。这些作品现在已名声过望，把它们并置在一起对人们的视觉和心理产生了压倒性的影响。但真正导致这一状况的则是某种更为微妙的东西。

无谓的忠实

切兰特、迪曼德和库哈斯组成的三人组在复制史泽曼的神话的同时，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一个忠实却了无生机的复制品。在这场著名而伟大的展览的再造中，作品并非脱胎于创造力的能量，而更像是恋物癖的标本，或是丧失了法力的护身符，它熄灭了在艺术家中间相传的薪火。

当我走出展场时，我感觉像是从基里科画中的亡灵手里挣脱出来一般。但是这场再造与今天的市场是完美一致的。艺术市场在放弃了村上隆和杰夫·昆斯的或紫红或铬黄的靓丽色彩后，又转而卖弄起1970年代的贫穷与中立。这样的作品比那些年轻的新观念主义作品要激进得多，但在这个时代又相当受追捧，因为这一时代的收藏行为都披着最虚伪的忏悔者的苦行外衣。撰文／Franco Fanelli 译／宫林林

本文作者是《艺术新闻／意大利版》的副主编和首席艺术批评家

当态度变为形式

意大利威尼斯皇后宫

6月1日-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