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德庆1950年生于台湾南州，1967年高中肄业，开始进行绘画创作；1970年-1973年，完成三年义务兵役，此后停止绘画，转而创作行为作品；1974年，以非法移民的身份进入美国；1978年至1986年，创作了五件“一年行为表演”作品；1986年-1999年，创作“十三年计划”；2000年1月1日，公开宣布“我存活了”，并自此停止了艺术创作）

谢德庆的创作以“年”为计时单位，这与他曾折返于非法与合法之间的身份一起，在口口相传之中演化成了传奇。这位自称为“放任者”的艺术家，他停止创作的决定亦如他早年开始做行为艺术一般奔放而有力。他从公众的视野中消隐多年，但仍不断地影响着后辈艺术家的创作。

6月底，谢德庆首次在中国大陆举办了个人展览。正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展出的“一年行为表演1980-1981”在这个夏天引发了人们的关注与好奇，但他本人却在此期间避免了任何在公开场合的露面。本期《艺术新闻》专门采访了身在纽约的谢德庆，求解一个归隐的放任者对艺术创作的思考、意图与看法。

你是否有意识地在进行禁欲主义的实践？

我不是禁欲者。或许是执行作品所需要的规范与禁欲的戒律不谋而合，才让人这样认为。相反，我是个放任者，行事多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我个人在台湾最大的自我革命是反叛家庭与学校的束缚。当年台湾的升学主义对我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所以我高中没毕业就退学了。此外，我从对父权的反叛中也得到了很大的自由，其中也夹杂痛苦，但我都将它们转换到了激烈的创作中。我在军队的时候还算幸运，可以一直画画，而我早期的画作也呈现出我是放任而不受压抑的。我在创作上很奔放，早年的一件行为作品是《跳》，在这件作品中，我从大约有十五英尺（约4.5米）高的一个二楼窗户跳下，跳到一片水泥地上。我摔碎了两脚脚踝，从此以后就一直有脚踝痛的毛病。这件作品对我的身体的伤害以及后来的思考也有很深的影响。

你如何理解和处理创作中“行”与“念”之间的关系？

我的作品中对行为的限制，都是为了保持作品的完整性。我所做的不是禅修，而是自由思考。“行”是我的实践，我做出自由选择，但在这些选择中又有诸多不自由的设限。我的“行”既是“行动”（做作品），也是“不行动”（例如在笼子里受到诸多的限制）；而“念”对于我来说是自由思考，并不存在禅修的限制。生活在笼子里，自由思考是自己生存下来的本能，每日的思考是推动当天的动力，思考关于反叛、背叛、犯罪、惩罚、受苦和自由的议题是我的动力的来源，它们支持我度过一日，下一日又循环往复。

你的创作与1970年代中期的欧洲和美国的身体艺术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我对于那一时代的身体艺术一无所知，我尝试《跳》这件作品，是因为我知道绘画为我的艺术表现设下了限制。我需要做一些实验性的作品。

我不是从艺术史的角度去理解艺术，而是回到自身来体验、思考和创作。在我的青年时期，哲学和文学对我有较大影响，但我真正看书并不多，更多的是实践。生活在纽约，也就代表西方世界，包括它的艺术，对我的影响。而我用实践来回答自己的问题，这是我对事物的信念。

1988年你在美国获得了合法身份，这一事件对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1988年的大赦是迟到的赦免，从1974年到1988年，我已经在纽约度过了十四年的非法移民生活，这个经历已经成为了我生命中最深的烙印，并也经由艺术转换了。我刚到美国的时候，为了掩饰我的身份，我在做前两件“一年行为表演”时用了一个假名——山姆·谢（Sam Hsieh）。1982年，我的作品《通缉令》在一场展览中发表，我的真名也随之公开了，于是我就所幸在“户外”中改回了我的真名。那时虽然依旧是非法身份，但心理上我已不再惧怕了。所以1988年的大赦对我并没有什么冲击，最大的改变是我有了身份，可以出国了。于是，我1989年返回台湾，这与我离开时已经相隔十五年了。

2012年，你曾回到台湾参加《现在之外——谢德庆生命作品》一书的发布会，但为什么没有出席此次在UCCA的展览？

去年在台湾的发布会是我37年来第一次在台湾的正式活动。之前我的作品在台湾曾经引发争议，是较年长的前辈对我的艺术的反对，他们大概认为我的作品对于社会和年轻辈有不好的影响。但是之后的年轻辈就比较有开放的思考，朝向多元的创作，比较能自然地接受我的作品了。

2000年，我曾带着作品的DVD碟片在中国大陆的几个城市做过演讲，这次在UCCA的展览，我相信作品自身就可以达成对话。开幕前后都会有一些活动，我比较不适合应酬，觉得还是待在纽约像这样通过邮件接受访谈比较自在。

很少有人现场“观看”过你的创作，却又有很多人通过他人的“讲述”了解到你的作品，你是如何看待这两种途径的？

我当年做作品时只有极少人在现场，更多地是人们的口传，这样持续了三十多年的时间。我的作品是一个时间的过程，可看性较小——事实上，人们不必知道太多关于作品的细节——人们通过自己对生命、存在，对时间的普遍经验，就可以发挥个人的想象和思考，进而与作品产生对话。最近这几年的较大型展览和专书的发表，我得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拓展了讨论的空间，同时每个人又都可以由自己不同的角度去了解和切入我的作品。撰文/李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