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这是”艺术向左转”展览所展出的1980年代末非常活跃的美国女性艺术家组织“游击队女孩”（Guerrilla Girls）的印刷作品，发行于1989年。该组织致力于揭露艺术世界中的性别和种族歧视问题，海报上写着“问：在（1989年）苏富比举办的沃霍尔收藏和特里梅因收藏的拍卖会上有多少件女性艺术家的作品？答：0”

利物浦。20世纪艺术史中许多伟大的艺术运动都是受到左派政治影响而产生的，从构成主义到包豪斯、超现实主义以及情境主义，无不如此。然而，刚刚在英国泰特利物浦美术馆（Tate Liverpool）亮相的新展览“艺术向左转”（Art Turning Left），却并非通过这些艺术流派来解析左派艺术，而是着眼于近200年间艺术家是如何根据自身的政治主张来调整和转换他们的创作方式。

此次展览的基石是其联合策展人林恩·雷（Lynn Wray）的研究成果。“她的研究特别契合当下，也是其他展览所不曾探讨过的。”泰特利物浦美术馆馆长弗朗切斯科·马纳科尔达（Francesco Manacorda）说道，“它着眼于艺术家如何因为信仰而去改变其创作或传播作品的方式。因此，一方面是艺术创作的因素，另一方面就是在1960年代被称为‘个人即政治’的因素，即如何在作品创作中融入与艺术家个人理想相一致的东西。”

大规模制造

展览中，年代最早的作品是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的《马拉之死》。该画创作于1793年至1794年，经大卫许可曾被大规模复制，以支持革命事业。马纳科尔达认为，相比之下，新印象派艺术家诸如希涅克（Paul Signac）和吕斯（Maximilien Luce）等人，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并曾因政治活动而锒铛入狱，这些人的创作则描绘了“一切共享，因而人人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愿景”，并将他们的点彩技巧与激进的政治理念等同起来。“他们将科学发现（即将碎片化的光影效果运用于色彩中）视为创造普世语言的一种方法，同时也作为一种对统一性集体的隐喻。随着其社会关注点的变化，他们对于创作方法和创作过程的态度也发生了相应的调整。”

开放式提问

展览举办的目的在于“激发观众的开放式提问”，马纳科尔达说，“此类展览的一般做法是将看上去互有关联性的作品按照编年顺序排布在不同的展厅里，但我们在此另辟蹊径，先提出问题，继而按图索骥地整合作品，以展现从同一个问题中如何产生出截然不同的答案。”以其中的一个问题为例，“合作必然会产生高品质的创作吗？”这一问题用于分析社群艺术项目，其中就包括1966年由一群英国艺术家创立的“艺术家安置团体”（Artist Placement Group），其使命是通过将个体艺术家置于经济或政府活动的语境中，从而达到艺术参与社会的目的，以及杰里米·德勒（Jeremy Deller）和艾伦·凯恩（Alan Kane）的《民间档案》（Folk Archive），这个档案中收集了英国各地民间活动中的物件、照片和影像资料。

“在整个社群艺术活动的层面中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去完成，”马纳科尔达说道，“在‘什么是艺术’和‘什么不是艺术’之间存在着自以为是的鸿沟。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兴趣点已经不再是去维护这些边界，而是要去探查人们是如何创造出新的计划和观念，以及这背后的方法和动机。”

撰文／B.L.   译／黄燕

艺术向左转：价值观如何改变创作，1789-2013

泰特利物浦美术馆

11月8日-2014年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