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9日，由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何香凝美术馆、深圳画院、曼彻斯特华人当代艺术中心联合推出的“独立艺术空间的生存方式”国际论坛第三场在北京举办。自10月在香港举办的Para Site艺术空间国际研讨会以来，关于独立艺术空间的讨论就频频举办。《艺术新闻》邀请了博尔赫斯书店当代艺术机构及录像局的陈侗、香港Spring Workshop的李绮敏、香港百呎公园的何兆南、上海定海桥的陈韵等独立艺术空间的组织者，就其运营、定位、实践等方面进行了讨论。

自10月在香港举办的Para Site艺术空间国际研讨会以来，关于独立艺术空间的讨论就频频举办。12月19日，由UCCA与何香凝美术馆、深圳画院、曼彻斯特华人当代艺术中心联合推出的国际论坛“独立艺术空间的生存方式”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办，这场论坛是这一系列论坛中的最后一场。此前这一论坛已在深圳画院、曼彻斯特华人当代艺术中心举办。

▲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12月19日“独立艺术空间的生存方式”论坛现场

从1990年代开始，独立艺术空间成为一个全球兴起的文化现象，不同于1960年代的艺术家营运艺术空间（artist-run space）的转瞬即逝，而是作为一种对抗艺术市场和资本流动的，体制性批判的实践方式。同时，独立艺术空间在不同语境呈现出“进行中”的状态，资本和意识形态在不同程度上的介入影响了它的实践方式和目的，其核心的“独立性”和“实验性”也就成为了阶段性的、有倾向的、协商的语汇。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运动与先锋艺术的发展，使艺术工作者通过不同的实践形式来对主流意识形态和艺术机制本身进行双重对抗。但同时，通过另类空间（alternative space）来进行文化实验和表达的实践有着多种形态、语境和时间性，构建出一个多元而动态的艺术生态。临时的项目空间，基于特定场域（site-specific）的公寓画廊，长期的艺术空间项目等等，时间、场所与立场决定了独立艺术空间的发展的不同阶段性形态和对地方或艺术社区的介入程度。

▲ 10月6日至10月8日的“2015Para Site国际论坛”现场

10月6日至10月8日，香港Para Site艺术空间举办的国际论坛以当代艺术展览的发展历史为起点讨论展览的可能性，尽管演讲主题是从展览出发，但无论是演讲者的实践经验还是Para Site本身作为非营利艺术机构来承办论坛，都说明独立艺术空间角色与功能都在发展。而自10月下旬起，以“独立艺术空间的生存方式”为题，由何香凝美术馆举办的论坛则聚焦于不同语境下独立艺术空间的运营与发展策略。

在此背景下，《艺术新闻》邀请了几位具有代表性的独立艺术空间组织者进行访问，针对独立艺术空间创立的目的是什么，独立性体现在哪里，艺术空间定位上是否分别有一些调整或校正，在独立艺术空间的实践中地域性有何不同的体现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这些独立艺术空间的组织者在上海、广州、香港的不同语境进行艺术实践，以艺术空间为载体进行想象。

“独立”当然有不同的界定方式，在以下的采访中则侧重于其运营上的非营利，和实践本身的实验性、创造性和想象力。因此诸如艺术家自营空间（百呎公园、博尔赫斯书店）、非营利艺术机构（Spring Workshop）都可以纳入讨论的范畴。事实上，二者也并不是一分为二，而是互相联系，甚至是一个转化过程。独立艺术空间的创造性想象渗透在个体日常实践过程，和反文化单一化、自我边缘、自我组织的思考方式中。无论不同的独立艺术空间选择回应的是哪一个社群、社区，是否有一部分社会公共服务功能，他们都以政治表达、社区教育、历史书写、知识生产诸多截面主动参与到公共领域的讨论中来。独立艺术空间的创立和演变，是艺术实践者对机制的回应与协商，从自我组织到自我更新进行策略性的体制批判。

用艺术的方式做文学：宣示立场远没有成事重要

博尔赫斯书店、录像局 | 陈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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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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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侗是广州博尔赫斯书店及录像局的创办人，从事当代艺术和文学的研究出版和批评的写作，并策划和组织过若干文学艺术活动。1994年创办博尔赫斯书店，自发组织和出版了大量文艺作品。

博尔赫斯书店的建立是希望有一个传播的窗口，或者叫自己的地盘。而录像局则是想在录像领域提供一种纯粹的服务。我不认为我们是名副其实的“独立艺术空间”，因为我们做的事情是别人不做的，而别人做的事情我们也没有做。独立艺术空间既是夹在画廊和美术馆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形式，也是夹在艺术团体和基金会之间的一种存在，所以要准确定义它还是有一定困难，这可能就是当代艺术的某种特质吧。首先，两个机构的产生都与政府、官方机构、国有或民营的经济实体无关，资金都是创办者个人提供的，机构也不产出经济效益。其次，接受基金会或个人的资助，但不进行自身项目以外的合作。

▲ 位于广州海珠区的博尔赫斯书店当代艺术机构

艺术的试验性和开放性主要体现在“用文学的方式做艺术，用艺术的方式做文学”，例如我们出版法国艺术家阿德尔·阿贝德赛梅（Adel Abdessmed）的文字书，做比利时作家让-菲利普·图森（Jean-Philippe Toussaint）的展览，在朗读会读艺术家段建宇写的小说。过去什么都做，而现在空间基本不做艺术展览，主要工作是出版、公共教育和档案建设。出版是博尔赫斯书店唯一的产出，为了与出版社的行为区别开来，出版的都是关联性很强的书，完全不考虑市场。我们选择书目的方式不止一种：从关联性和持续性两方面入手（选择同一作者更多的作品），尽可能具有立体推广的可能性（例如邀请作者）。而录像局选择录像艺术家的标准比较模糊：是否在录像艺术领域有一定的影响力和活跃表现；是否有建档的可行性。此外，我们不收入艺术家之外的影像工作者拍摄的记录片。

▲ 广州海珠区的录像局

博尔赫斯书店跟地方社区没有什么关系，也不做社会服务，公共教育也主要是针对爱好文学艺术的人群。它与艺术社区发生关系也有其独特性，举今年10月的活动为例：月中，我们参加了深圳何香凝美术馆举办的“独立艺术空间”的展览，我们在我们的部分引入了“朗读”和“卖书”的环节（展出期间一共做了4场朗读会）。10月底，在上海驻留了两个月的法国作家奥利维埃·罗兰（Olivier Rolin）即将回国，我们赶制出了他的新书，在5个书店举行了读者见面会（何香凝美术馆的最后一场朗读会也是读他的书），在一个画廊进行了我和他的一次对话，其中的某些元素进入了我在这个画廊的个展中。

意识形态限制的影响还是有，尤其是在出版方面，存在一些含糊的审查制度，例如图森的书名《做爱》不能出现在封面上，我们只好把它跟另一部作品放在一起，以那本书的名字做书名。艺术与官僚主义对话是鸡同鸭讲，没必要的，宣示立场远没有成事重要。广州的艺术生态跟它的城市级别是一致的，无需理出一个什么特点，也不用去建构某种一致性。徐冰说中国的艺术家不要忘了自己的成功是依附于国家发展的大背景，我同意这种说法。我们的实践也是如此，不可能强行发展自己，要相信5个手指不一般齐，作用也不一样。

“我们不分类，我们聚合并支持”

Spring Workshop | 李绮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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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绮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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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策展人及作家活跃于香港和荷兰阿姆斯特丹。2015年8月开始担任Spring Workshop总监。Spring Workshop位于香港香港仔黃竹坑，包括驻场、展览、音乐、电影、对话等多种国际艺术项目。

Spring Workshop从创立之初就是一个为期5年的项目，我们不断思考并实践如何成为一个能够聚集艺术家、策展人、受众的艺术场景，去支持本地的其他艺术机构来反馈于艺术家本身。我们没有申请本地的文化部门资助，而是通过私人赞助运行。今年我们首次尝试申请例如 Mondrian Fonds这类基金会的资助来支持艺术家。这些资金已经足够我们去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反而使得在项目上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和自由度。

▲ 香港Spring Workshop室内

艺术社群与本地社区都是我们希望去接触并聚合的。例如，我们与亚洲当代艺术文献库（AAA）、Para Site等艺术机构共同合作，AAA和Spring的驻场项目有一部分重合，我们也支持Para Site一部分的驻场项目，为艺术家提供工作室。同时，我们不仅局限于香港本地，例如与荷兰的Witte de With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 共同合作的为期2年的项目“Moderation(s)”项目，新加坡艺术家张奕满被邀请来实践这个项目。

通过尝试与不同的社区合作，我们希望做不仅限于艺术行业的事情，通过开展公共项目来与公众互动、吸引不同的受众。例如与HK Farm合作开展的HK FARMers’ Almanac项目，探讨农耕与土地问题。每年与香港创乐团（Hong Kong New Music Ensemble）合作，为他们“现代学院”的系列音乐会提供场地。我们也始终关注黄竹坑区域，并跟地方社区进行互动。作为最早一批来到黄竹坑的艺术空间之一，我们对来到这个区域的观众始终保持着开放性，我们的空间和网络始终都是免费开放供公众使用。

▲ Spring Workshop里的艺术家工作室

相比中国大陆的语境，我们所处的环境十分不同，我们不需要担心意识形态、政治性和商业性的问题。如何接触到更多的受众、获得更大的关注是我们更关心的。我认为艺术与区域的发展是一个合作、动态的过程，今年是Spring的第四年了，最开始的时候是我们的驻场计划比较小，而今更常态化。今年八月我担任了Spring新设立的总监的工作，Spring也不再仅以项目形式，还包括了讲座、驻场等等。对我而言探索的过程更加重要，按照计划，我们会在2017年结束，我们在过于正常化的语境里持续地去探索我们还能够做什么。支持并尝试不同的事，这也许就是Spring作为非营利艺术机构在香港艺术生态里的独特性。

与地方互动，发展并应对需要

定海桥 | 陈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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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海桥互助社的物理空间定海港路252号的房租目前由我个人来支付，运作经费沿用2014年PSA展览制作费的余款，以及每次活动少量来自参加者的资助。不排除从公益渠道申请资金，但上述未果也不影响当下活动的展开和推进。

定海桥关注“本地”与“地方”，在实践过程中自发地发散到城市化和社会转型的讨论中。通过回看、重写地方历史，来观照当下。设计师厉致谦作为小组成员之一，通过对定海桥进行持续性的生活与观察，进行了“定海桥厂史系列展”（如字模一厂）。同时我们也通过文献（《定海志》）重新书写另一种地方史，家庭口述史访谈、定海桥儿童绘画班美术展览来与社区发生关联。“定海谈”系列分享会让不同背景、不同行业的工作者来进行分享与回应，激发可续的讨论与知识生产。

▲ “定海桥厂史系列之二：可蒙厂”活动现场

“定海谈”类似茶话会，每次10、20个人过来，大多是朋友和朋友的朋友，以及少数看到微信赶来的朋友。所以参与好像需要某种严肃的决心，这就是定海桥这个地方的独特效应，让我们不必为人数太多而困扰。讨论的内容从马来西亚7世纪以来的历史到公益坊社区的拆迁，每次的谈话都来自有根据的和切身的体会，而且与其说是传达知识信息，不如说就是在传递这样的切身感。这个切身感才能刺激每个人自己内部的盲点和已经麻木的穴位，否则就谈不上创造。

没有一个单一同质的所谓“地方”，“地方”是同质与分裂的并存。在互动的关系中会发展出自己的需要，我们要应对这样的需要，而社区里的人也要应对，我们是在共同的面对中了解事情本身和它背后的逻辑。这个逻辑，才是我们要共同理解和处理的问题。所以我们在事情发展中的角色与其说是提前设定，不如说是逐步形成，无法预先设计完成。这个形状应是艺术性的，不是作品性的，当然也更不是社工性的。有些空间的成立是为了“艺术”家，有些是为“大”家；我想定海桥是后者，“大家”包括自己、也超越“我们”。

面对艺术家的自由空间

百呎公园 | 何兆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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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呎公园创立之初是希望很单纯地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而不构成一个很大的负担下，可以有一个让不同的艺术家朋友自主地办点展览、展示他们的作品，艺术家也可以减轻一点展览成本支出。那怕是一个只有100平方英呎的空间（约10平米）。只需要符合艺术家所想就十分理想，最早在上环的空间中，艺术家Him Lo在室内悬吊卫生纸和香港风景的明信片，让观众用水枪乱射，直至软化。参与者获得一种天真的快乐外，也同时暗示对香港城市各方面不满。项目对于艺术家来说是充满了实验性，也保留了艺术家最原始的创作意欲，这在香港其他地方不容易得到展示。

▲ 2015年，百呎公园迁址香港深水埗后的乔迁志庆展“就地取材取材呢度”展览现场

这3年来百呎公园换了3个不同的地方，从上环到现在的深水埗，空间比过往的大了一些，因此可以更灵活多元。在展览以外，邀请不同的人举办不同形式的交流活动、小规模的讨论聚会。策展上可以邀请更多的人来合作，令公园的内容更为多元。我们主要依靠伙伴们的资金来运作，以较低的成本如便宜的租金、租用单位与其他团体合租的方式以减轻日常艺术空间在人力的支出。虽然我们对资本是抱开放的态度，但如官方的资金必须经过多重的申请和审核，也要很明确地提出全年计划，足以影响了我们的自由度和宽容度。我们希望以公园这项目对艺术的自由做出一种想象，假若公园找到了其他生存方式，又为何要捆绑自己？私人的资本相对是多元，不同的形式如合作、赞助，只要从中令艺术家有所得着，我们都是欢迎。在资本至上的香港，不少人将文化艺术变成为资本服务的工具，再粉饰为理想的世界，导至任何人都不得不与主流商业挂钩。百呎在尝试另觅空间，除了是一个实体空间，更重要是引发大家对未来的想象。

现时我们首要面对的是艺术家，以不干预的形式来处理与地方小区的关系。公园让年轻的艺术家可以展示作品争取机会外，相对较成熟的艺术家，独立空间也可以提供更自由的空间容许在他主流的创作外进行实验。香港相对缺乏独立的艺术空间，对艺术家来说，百呎公园是一个自由的展示空间，形式自由，独立于商业运作，这也是对自由想象的体现。独立空间的共通点都因尝试在响应其面对的问题而生，艺术家除了通过作品去呈现。我自己作为艺术家，和百呎公园的组织者之一，并没有偏离自己的创作。将百呎想象为一个群体创作的艺术项目时，我们就发现大家也没有离开创作，只不过个人创作面对自我，群体创作所面对是更广的层面。

撰文 | 陈立

本文部分图片由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博尔赫斯书店当代艺术机构、Spring Workshop、定海桥、百呎公园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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