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皿方罍，商末周初，高88厘米 口横26.1厘米 口纵21.6厘米 重51.5千克
上海。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上海博物馆年末大展“酌彼金罍：皿方罍与湖南出土青铜器精粹”开幕于今日（11月18日）。皿方罍继2001年创下世界中国文物拍卖纪录之后，于2014年回归湖南，这使其数次成为焦点。与处于热议中的皿方罍共同构成此展的，还有另外10件来自湖南省博物馆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全部出土于湖南，年代被定在商末周初。
上海博物馆青铜器部研究员马今洪告诉《艺术新闻》，这11件青铜器是从湖南博物馆馆藏的300多件商周青铜器中精选而出，以造型独特、纹饰精美、铸造精良著称于世。从中亦可窥见湖南地区商周时期青铜器的多种不同面貌、不同来源以及铸造技术。展览名称“酌彼金罍”则语出《诗经》，意为“用那青铜之罍，斟上美酒”。
▲ 本次展览中的象尊，商代晚期，高22.8厘米 长26.7厘米 宽14.4厘米 重2.8千克，1975年株洲醴陵市仙霞狮形山出土
▲ 本次展览中的豕尊，商代晚期，高40厘米 长72厘米 重19.75千克，1981年湘潭九华船形山出土
皿方罍百年沧桑
根据湖南省博物馆青铜器研究专家傅聚良所撰《皿方罍的出土地点和流传经历》，皿方罍，通高88厘米，重达51.5公斤，容积越约51升。罍的四角饰有长条钩戟形扉棱,细云雷纹为地，饰兽面纹和龙纹、鸟纹。因其器形高大，集立雕、浮雕、线雕于一身，被称为“方罍之王”。傅聚良认为，这件器物是“中国青铜文化鼎盛时期的代表作品”。马今洪介绍道：“罍四面的出脊都如钩子，比较尖锐，这表现了一种南方青铜器的特征。”
▲ 皿方罍盖面与腹部装饰相同的兽面纹，颈部、上腹部、圈足饰鸟纹，肩部饰龙纹，上腹部鸟纹中间还饰有牛角兽面纹。盖铭为两行八字：“皿天全作父己尊彝”；器铭为三行六字：“皿作父己尊彝”
2014年3月19日，湖南省博物馆与纽约佳士得签订洽购合同，皿方罍器身与器盖相合，归藏其出土地湖南。距此，这件青铜器的器身已经漂泊90年，其间的发生的一连串故事跌宕起伏，又恰好与百年中国的历史进程紧密勾连。
其实，对于皿方罍的出土时间和地点，文博界迄今尚有争论。根据傅聚良的梳理，占据主流的说法有两种：一种认为它是1922年出土于桃园漆家河，依据为器盖收藏者、湘军高官周磐被处决前的交代材料；另一种则源于湖南省博研究人员的探访、考证以及《桃源民国志》的记载，认为皿方罍出土于桃源县水田乡茅山峪，时间为1919年。当时，一个叫艾清宴村民无意中挖出了皿方罍，他并不知这件器物的价值，便将其一直保留家中。直到1924年，湖南益阳商人石瑜璋看到器身，希图重金收购。双方谈好价钱之后（根据周磐的交代材料为400大洋），石瑜璋便雇佣当地人将器身扛走，却未拿走器盖。此后，艾清宴为供儿子读书，便将器盖交给儿子所在的新民学校，充作学费。也因于此，器盖便流入这所学校的校长钟逢雨手中。
1925年，长沙大公报报道了钟逢雨举报石瑜璋买走皿方罍器身的事情，惊动了教育总长章士钊。章士钊要求湖南省长进行调查，最后在长沙一家古玩店发现了器身。但此物在古玩店，当局无法收缴。政府除要求当时从农民手中买走它的石瑜璋归案呈交之外，也就不了了之。皿方罍的器身也自此没了线索。直至1931年，法国学者乔治苏利耶德莫朗编著的《中国艺术史》出版，它的踪迹才再次显现。此书中收录了皿方罍的照片，并介绍此物为姚叔来、卢芹斋等人收藏。傅聚良据此推测：“所以此器到上海后应是卖给了包尔禄、姚叔来、卢芹斋等人。”1950年代，器身流入日本收藏家新田栋一手中。直至2001年，器身被新田栋一的家属交予纽约佳士得拍卖，以924万美元之价，创下当时的中国文物拍卖记录。在此过程中，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曾在1992年于新田栋一家中看到此物，并告知新田，器盖藏于湖南博物馆。此后，双方曾有联展计划，惜乎未能成功。2014年，此物再现佳士得拍场，“首身合一”才再次浮现希望。
一直留存于中国的器盖面临的也同样不是坦途。器盖流入新民学校之后，当时的湘军首领周磐以3000元银币买下。直到1952年，在镇反运动中面临处决的周磐才将这件文物交给政府。1956年，文物被移交湖南省博物馆。
文化交织为青铜器带来多彩形貌
对于湖南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其铸造地往往伴有诸多争论。青铜器研究专家张昌平曾撰《论洞庭湖周边的青铜器——从皿方罍说起》一文探讨湖南一带出土青铜器的内涵及其文化、艺术特征。在此文中，他指出：皿方罍显现出很多典型的中原商文化特征。同时，与殷墟青铜器相比，其造型与纹饰更为繁缛，有其独特之处。他进而指出：“与皿方罍的情况类似，在今宁乡周围一些地点出土的青铜容器，如人面纹方鼎、戈卣、兽面纹提梁卣、兽面纹夔龙纹瓿等等，与殷墟青铜器有类似之处，却又保留着自己的特点。”他所提到的这些青铜器均会在此次展览中呈现。
▲ 兽面纹鬲，商代晚期，高22.8厘米 口径14.7厘米 重1.6千克，1958年拣选于株洲废铜仓库。
▲ 兽面纹壶，商代晚期，高47.5厘米 口横15.7厘米 口纵11.8厘米 重4.3千克，1957年拣选于株洲废旧物资交接站
马今洪表示，商周时期，湖南地区青铜器的复杂面貌多与此一时期中原文化与本土文化影响力的此消彼长有关。几种文化在当地相互角逐、交融，使得当时的青铜器呈现不同于中原的多元面貌。另一方面，同一时间横截面上的地域沟通也是构成这种多元性的原因。“有些青铜器也并非出自湖南，可能是通过长江的交通线路运到当地。”他说。
“相比于殷墟出土青铜器，湖南出土的器形体较大，且以酒器为多。”马今洪说，“青铜器的出土情况也有独特之处：绝大部分出自窖藏，且在山顶、河、湖边出现，大都为一件单独出土，这可能与祭祀山川的习俗有关。有些容器出土时，腹内还装有玉器或铜器。”这次展出的戈卣和兽面纹瓿便具有典型性：商代晚期的戈卣腹中有多枚玉器，如玉珠、玉管、玉璜等；兽面纹瓿内则藏有224件铜斧，也是南方一种特殊的埋藏现象，在马今洪看来，这两件器物应该也是用来祭祀山川的。
▲ 戈卣，商代晚期，高37.7厘米 口横15.4厘米 口纵13.2厘米 重20.7千克，1970年宁乡黄材王家坟山出土
▲ 戈卣出土时贮藏有320件玉器，这种铜、玉共存的埋藏现象在湖南地区发现比较多，图为其中的玉熊、玉环、玉玦
此次出现在上海的大禾方鼎也极具特点，这是湖南地区出土的唯一一件青铜方鼎。器壁四周装饰有高浮雕的人面纹饰，人面五官的形象十分准确。马今洪表示：从五官特征来看，人脸装饰近似于蒙古人种的特征。同时，人脸双耳上侧还装饰了曲折角，下侧有兽面纹的腿和足，整体以云雷纹为地纹。由此推测这可能是一个人兽合体的神人形象。
▲ 大禾方鼎，商代晚期，高38.5厘米 口横29.8厘米 口纵23.7厘米 重12.85千克，1959年宁乡黄材镇胜溪村出土
之所以从湖南省博物馆的诸多青铜器中选择商代晚期到西周的器物，也是因为这一时期的青铜器所具有的独特面貌。“那一时期，湖南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受中原文化影响强烈，素以造型独特、纹饰精美、铸造精良著称于世。到了东周时期，楚文化几乎覆盖湖南全境。青铜器铸造于是也出现了很大变化，装饰观念、铭文和铸造技术都有所不同。”马今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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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出土青铜尊中最大的一件，兽面纹尊，商代晚期，高73.2厘米 口径61厘米 重27.3千克，1966年华容东山出土
▲ 兽面纹瓿，商代晚期，高42.5厘米 口径23厘米 重13千克，1959年宁乡黄材寨子村寨子山出土，出土时瓿内贮藏有224件铜斧，铜斧大小基本一致，这是南方地区存在的一种特殊的埋藏现象
▲ 兽面纹瓿出土时其中的弦纹斧，商代晚期，长 8.4厘米
▲ 兽面纹尊，商代晚期，高65.2厘米 口径52.5厘米 重19.5千克，1971年岳阳新开费家河出土
▲ 兽面纹方尊，商代晚期，高54厘米 口横34.4厘米 重约15千克，1950年拣选于长沙废铜仓库，这件方尊与安阳殷墟所出同类器物相似，但铸造质量存在差距，因此其铸造产地究竟是否在安阳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酌彼金罍——皿方罍与湖南出土青铜器精粹展
上海博物馆 | 11月19日至2016年1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