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赛·托姆布雷的黑板绘画《无题（纽约市）》估价在6000万美元以上，在11月11日的纽约苏富比“当代艺术晚拍”上以7053万美元成交。因其归属于基金会的缘故，委托人无需为其支付任何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
纽约时间11月11日晚，苏富比“当代艺术晚拍”中上拍了著名的慈善家、收藏家奥黛丽·艾尔玛斯（Audrey Irmas）所藏的赛·托姆布雷（Cy Twombly）作品，之后她将从拍卖所得的收益中捐赠出3000万美元给威尔希尔大道寺（ Wilshire Boulevard Temple）。这件作品是托姆布雷“黑板”系列中的一件巨幅绘画，在拍卖前就有预计会拍出两倍于捐款的价格。这件作品最终以7053万美元成交，成为该场拍卖中的最高成交价作品。
艾尔玛斯为洛杉矶的威尔希尔大道寺捐建了一座新建筑，这座建筑由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设计。艾尔玛斯是洛杉矶现代艺术博物馆（MOCA）和洛杉矶艺术博物馆（LACMA）的长期资助人。她的慷慨举动为她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但与此同时，这一来自艾尔玛斯——准确地说，来自奥黛丽·艾尔玛斯社会正义基金会（Audrey Irmas Foundation for Social Justice）——的捐赠行为，也达到了非常好的避税目标。
而在9月下旬，亿万富翁艾利·布罗德（Eli Broad）在洛杉矶设立的博物馆开张。这座博物馆以布罗德自己的名字命名，并得到了诸多艺术从业人员的积极评价。人们说，它的藏品虽然不足为奇，但也有其优势；它的建筑虽然不太完美，但也有其价值。况且，城市中又多了一座对公众免费开放的博物馆，这有益于城市的文化生态——几乎所有人都同意这一点。然而，嘲讽的声音也偶有出现：“我认为这是个太过浮夸的工程。”“这不过是为了避税采取的举动罢了。”
▲ 位于洛杉矶的布罗德美术馆位于格兰大道上，与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MoCA）、瓦尔特·迪士尼音乐厅毗邻，这里收藏着布罗德夫妇所藏的众多当代艺术作品
对于避税的质问，也同样出现在了微软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Paul Allen）的身上。艾伦目前正在筹备设立一个新的非营利展览空间，的确，这是艾伦送给西雅图这座城市的一件礼物，但在背后，这位富豪有没有规避征税的考量呢？再大而化之地讲，藏家的行为究竟是文化公益还是个人避税策略，又有哪个局外人能够分辨清楚呢？在美国，这种问题尤为难以回答。美国的税制设计，本就意在鼓励包括艺术品藏家在内的高净值人群通过慈善行为进行避税。
你所不知道的避税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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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玛斯将托布雷姆价格高昂的《无题（纽约市）》从其个人财产中转移出去，因此将来无需被从中抽取可能高达40%的遗产税。其次，更立竿见影的一个作用是她将所购作品赠送给其“非经营性”的基金会后，可以在所得税中将购画时的成本算做免征额。（如果藏家将艺术品捐给MOCA等“公开慈善机构”，或布罗德博物馆（The Broad Museum）等以艺术为主要业务的所谓的“运营”机构，则以该艺术品的市场价格作为免征额）第三，既然该作品已归基金会所属，则艾尔玛斯本人就不必再为其产生的资产收益支付任何费用。
对于增值资产的免税非同小可。艾尔玛斯最初于1990年以385万美元的价格在苏富比购得托姆布雷的《无题（纽约市）》，这幅作品此前的主人是查尔斯·萨奇（Charles Saatchi）。如果艾尔玛斯现在以个人名义出售这幅作品，仅28%的联邦资本利得税就可高达2000万美元，而州政府还要另外征收几百万美元。
但是，因为这幅托姆布雷作品的出售者是一家非营利机构，所以此中也就不存在任何的资本收益——无论这件作品到底赚了多少钱。那么，这样的行为到底应该被视作了不起的慈善，还是被视作对联邦政府狡诈的避税伎俩呢？是否因为避税，艾尔玛斯作为艺术赞助者的贡献就应该被打折扣呢？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律师回忆起他第一次发现每年11月都有大量客户进行艺术品捐赠时的情景。“起初你会把那当成一种很棒的节日精神。随后你就会意识到这是在年末，人们在到处寻找慈善捐助。”
这就像是一些最杰出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建筑的赞助者的心理需求——或是炫耀，或是要铺设通往来生的台阶，今天的文化赞助也有着同样复杂的动机，值得分析。但相比税务上的好处，我们往往对社会收益关注得更多。名声颇佳的博物馆捐赠，是否同样也是财富转移的工具？阔绰的艺术基金会，是否也是完成不动产计划的一部分？
或许最重要的问题在于，考虑到美国政府对基金会免税而造成的资金流失，我们真的认为这种慈善事业是有所值的吗？
在某些私人博物馆的案例中，这种问题变得格外戏剧化。这些博物馆是由那些具有实力的个人藏家创立，并展现其主人的品位和地位。根据法律，藏家不允许从他们的私人基金会中直接获利；一旦他们将艺术品捐赠给机构，就无法再依靠这些艺术品为生。
▲ 位于藏家彼特·布兰特在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住所的后院中的布兰特基金会艺术研究中心
但是他们可以与艺术生活得很近，正如帕特里夏·科恩（Patricia Cohen）在今年早些时候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评论文章所说的那样。这篇文章围绕布兰特基金会艺术研究中心（The Brant Foundation Art Study Center）进行了讨论，这间机构就位于彼特·布兰特（Peter Brant）在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住所的后院中。这个基金会不仅为布兰特规避了税金，同时也可以让他每日与自己的藏品近距离接触。“这个尺度很难说清，”纽约律师托马斯·丹齐格（Thomas C. Danziger）表示，“到底离你的住所多近才叫太近？”
你可以简单地把科恩的文章当做一篇警世寓言。但是慈善咨询机构全球艺术发展（Global Art Development）的经营者司各特·斯托夫（Scott Stover）则表示，他所认识的藏家却都认为这样是令人鼓舞的。“他们都想知道，自己怎么能够也达到这种状态……我合作过的每一名捐赠者都希望了解税务减免和他们慈善事业的可能后果。”
开设博物馆的动机不纯？也许并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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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保罗·艾伦的展览空间，人们则对其一无所知——除了远离艾伦的住处，以及它似乎从其他地方借来了许多藏品。但是威瑟斯·伯格曼律师事务所（Withers Bergman）负责艺术相关法律的戴安娜·维尔比茨（Diana Wierbicki）指出，设立公共展览空间这一行为，已经满足甚至远远超出了法律所认定的私人艺术基金会的最低要求，“如果将艺术品出借给博物馆，也可以满足这个最低要求”，并且这样做通常会省下很大的成本。
艾利·布罗德采取类似做法——投资1.4亿美元开设一间博物馆时，事情变得更加戏剧化：艺术品仍然属于一个由布罗德夫妇二人资助的私人运营基金会。（税单显示，布罗德夫妇在2013年以现金和股票的方式为基金会投入了约2000万美元）但这座新馆并没有被认定为可以享受更大税务优惠的公益机构。
在去年，布罗德也告诉我们，在他创立博物馆的过程中，税务减免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并提到在比尔·盖茨之后，布罗德和妻子也很快就签下了“捐赠承诺”，在过世之后将捐出全部财富（目前估算为74亿美元）中的四分之三。布罗德表示：“随着我们的捐赠，这些免征额在我们死之前都是不可用的。”
和很多超级富豪一样，布罗德显然已经达到了慈善事业税务减免的年上限（最高可达个人收入的50%），未减免部分可以累积到后面的年份中。所以即便布罗德的博物馆背后并没有财务上的动机，他也已然在过去的几年中最大化地获取了税务上的优势。现在，已经很难说他究竟是洛杉矶最大的公益人物，还是这个城市最大的资产规划师。
在布罗德通过基金会对艺术、教育、科学的捐助中，每一次出手都不仅是对社会可观的馈赠，也使他应缴的所得税和资产税最小化，同时，将艺术品在内的资产布局牢牢掌控在自己的手中。或许，正如布罗德本人爱说的那样：“在活着的时候懂得付出的人，也会知道路在何方。”（He who gives while he lives also knows where it goes.）
